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战的决定，正成为全球力量平衡的转折点，使美国和中国都比以往更加脆弱。欧洲没有人应为此欢呼，因为在“弱国”横行的危险世界中，欧洲当前的模式根本无法保障自身安全。
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通过军事手段迫使伊朗让步作出的努力，至今结果以惨败告终，并暴露美国实力的局限，中国也因这场战争而受到削弱。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持续遭受封锁，导致物资供应和贸易受阻，加剧中国现有的结构性问题：高额公共债务、人为压低的汇率、青年失业、经济不平等以及人口老龄化。如果中国未能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甚至只是勉强达标，中国政府的政策选择空间越来越受到束缚。
相比之下，乌克兰战争却给中国带来经济上的利好。受制裁的俄罗斯和伊朗石油及天然气供应，帮助中国满足巨大的能源需求，同时几乎无须承担保障海上贸易航线安全的任何成本。中国还通过向俄罗斯出售军民两用物品获利颇丰。廉价能源，加上人为压低的汇率，以及信贷补贴型经济，使中国得以在内需疲软的情况下，维持生产并保持成本竞争力。
如今，伊朗战争正威胁着要颠覆中国的这一有利局面。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中国不仅在一夜之间失去大量能源供应，还发现自己对“合作伙伴”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尽管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着特殊关系，但中国未能说服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或至少允许中国船只通过。
与此同时，对美国而言，伊朗战争是一场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的灾难。它的军事目标无一实现，纳税人付出的代价巨大，且冲突的终结尚无迹象。
即使两大超级大国都日渐衰弱，这个世界依然充满危险。随着两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减弱，新的行为体和联盟正争相填补权力真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最近签署的防务联盟便是典型例证。
中美实力的削弱为欧盟提供重塑全球角色的机会，但欧盟似乎大多满足于空洞的言辞。尽管欧盟长期以来一直寻求成为地缘政治力量，但它仍深陷于琐碎的争吵之中，甚至无法让经济摆脱阻碍发展的官僚障碍的纠缠。
欧洲可以对这些变化感到惋惜并置身事外，也可以抓住机遇成为地缘政治上的一股力量。但这须要捍卫自身利益，实施深远的结构性改革，增强国防能力，并保障战略性海上贸易航线和原材料供应链的安全。
为了保持全球影响力，欧盟还必须重新思考它的治理模式。欧盟的多样性既是最大的优势，也是最大的弱点，因为它当前的模式要求27个成员国达成共识，而这些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这导致繁琐而漫长的过程：为了兼顾各方需求，政策往往难以超越最低共同标准。立场相近的成员国在特定问题上几乎没有主导的自由，它们的倡议也常因寻求全欧盟解决方案的压力而受阻。
这种对一致性的执着，也延伸到与欧盟以外国家的关系中。欧盟在“脱欧”后与英国的关系便是明证，它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就自由贸易协议及更紧密关系旷日持久的谈判也是如此。
这一切都不应令人感到意外：欧洲一体化项目源于克服数百年来的分裂，保护欧洲免受自身伤害的需要。然而，如今欧洲必须保护自己免受外部威胁，这是一项截然不同的挑战，而当前的模式却难以应对。
欧洲领导人可以向私人领域取经。与欧洲相似，大型企业的最大优势——高度多元化的产品组合——恰恰也是最大的弱点。将所有产品和服务置于集中化结构之下，已变得成本过高且繁琐。解决方案是赋予各业务部门更大的自主权，同时保留对核心业务的法律控制权。通过从一体化企业集团向控股公司式结构转型，许多公司变得更加敏捷和高效，降低成本和行政负担。
当然，这种企业模式无法直接套用于国家间关系。但欧盟可以借鉴背后的逻辑，为民主伙伴提供比“正式成员国”与“局外人”这种二元选择更丰富的选项。允许不同层次的一体化，可能会开辟新的可能性，特别是对于像土耳其这类等待加入欧盟已有数十年，但短期内不太可能成为成员国的国家而言。
尽管欧盟改革看似难以实现，但值得铭记的是，70年前，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欧盟会以今天的形式存在。如果欧洲要避免重蹈历史最黑暗篇章的覆辙，就必须再次立志实现那些看似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各国实力相对薄弱的时代，这意味着欧盟必须重新思考自身的组织架构，以实现它在世界舞台上期望发挥的作用。
作者Peter Eitel是地缘政治风险顾问，同时担任吕讷堡洛伊法纳大学客座教授。Sigmar Gabriel曾任德国外交部长和副总理，现任“大西洋之桥”组织主席
英文原题：War in an Age of Weak P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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