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已过去大半，如果说华语综艺圈有什么“意难平”，辩论类综艺节目《奇葩说》无疑会是其中之一，从2014年首播，直到2021年连续制作播出七季，收视率及话题度很高，节目中的优秀辩手一度拥有着影视巨星般的流量关注度。制作公司从去年起就开始放话“2026年有一场奇葩的战役”，预告节目将重启，但目前已经证实节目续作取消，相关档期由另一档喜剧综艺代替。
如果我们再沿着时间长河回溯，由新加坡广播局在1986年首创的电视节目“亚洲大专辩论会”引领辩论节目风气之先，新广并在1993年与中国中央电视台合作，共同将辩论节目升级为“国际大专辩论赛”，成为当年华语文化的一种流行符号。但到了2013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宣布节目无限期停办。
相比当今算法时代所流行的语言类节目内容（如脱口秀、对谈播客），我们不得不承认，传统的纯辩论类节目已经完成它的时代使命。辩论类节目强调的是“我有一个观点”，正反方辩手常常通过架空现实的逻辑与语言艺术，高频输出自己的金句以获得观众喝彩。但在如今的算法宇宙中，并不缺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千种万类意见及观点。随着算法机制的精准推送，几乎任何小众观点都可以在网络世界中找到同温层。这种信息茧房效应的乘数放大，无形中消解普罗大众聆听与关注来自“非我同类”意见与诉求的耐心。这种“观点通胀，共情消失”的隐忧，正悄然成为当下公共沟通与社会治理中的一道隐形鸿沟。
脱口秀演员通常的开场白是“我跟你们讲一个关于我的故事……”，这种根植于真实人生的独特经历故事，往往聚焦于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特定时间或场景，带出属于普罗大众的喜怒哀乐情绪，观众由此产生共情。无论是家庭、团队沟通，还是企业、机构公关，甚至到政府政策宣导，努力从“我有一个观点”进阶到“我有一个故事”，将能够成为那道跨越鸿沟的桥梁。
黄循财总理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宣布全新的“SG养儿育女配套”，旨在从政策层面改善当前的低出生率问题。街坊舆论沸沸扬扬，但脱颖而出的反而是那位6岁马来族小女孩莎拉的故事。她亲自写信给黄总理，童言无忌但也是“政治不正确”地表达自己的诉求：我们不需要更多钱，我不要弟妹。意外且温馨的是，黄总理亲自回信给莎拉的母亲，转告莎拉继续成为家里最小的宝贝无须总理的批准。信的结尾也强调，政府会努力把狮城打造成亲家庭的地方，无论国人愿意生两个、三个，还是更多。
新加坡近期另一个“巴刹与咖啡店辩论大赛”的主题，是关于调整政治职位薪金。即使在国会殿堂，也有工运议员转述相关“辩论赛”的一方观点：不是说同甘共苦吗？黄总理与能源贸工部长（能源与工业）陈诗龙医生分别在国会辩论中，各自讲述一段属于自己的人生选择故事。黄循财回忆起自己在2011年从能源市场管理局局长的高级公务员职位，毅然转换跑道投入当年的大选。这完全是“放手一搏”，没有必赢的选区与承诺的政治职位，而且因为公务员服务年限关系，错失优厚的养老金。这并非危言耸听，如果翻查新加坡大选史，2011年正是著名的“阿裕尼之战”，工人党第一次攻克一个集选区，当时失利的执政党竞选团队中，就有如今的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乙康。王乙康直到2015年大选才成功当选，并在之后正式加入政府团队。
拥有私企职场背景的陈诗龙，更是用“部长薪金无论定在任何现实可行的水平，都可能达不到我之前的收入水平”的超脱高度，带出自己人生选择的故事。从医者仁心的角度，作为一名医生甚至管理一个医疗集团，可以救治数量有限的病患，并能够获得比从政更高的收入回报。但是，选择成为一名良政善治的践行者，却可以服务与帮助更广泛各阶层的国人。
以上三个发生在狮城的独特人生故事，如果通过“上帝视角”来审视，会赫然发现，这就是专属于新加坡人“幸福的烦恼”。小女孩莎拉担心的不过是自己会因未来出生的弟妹而失宠，但她与众多新加坡家庭的孩子一样，不必担心战乱饥饿，不必担忧未来的教育成长，而她已经拥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巴刹与咖啡店辩论大赛”的烦恼一直都有，但新加坡人无须面对“表面低薪无薪，实则贪污腐败”的政治人物或政府。那些在大专学院的青年学子，以及踏入职场的青年才俊，如果有一天要作出从政的人生选择，他们所参照的人生故事，是黄循财与陈诗龙这样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作者是亚太区域企业集团总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