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脱欧公投10年之后，欧陆对英国的态度出现耐人寻味的转变。9月30日在马德里，法国总统马克龙谈到英国可能重返欧盟，用英语笑言“欢迎回归”；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明将“张开双臂”欢迎。
然而，招手的一方热情，被邀请的一方仍在犹疑：伯纳姆政府已不再视重新入盟为禁区，只说要评估各种选项。何况欧陆的欢迎并非没有条件。
历史的反讽在于：60多年前，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两度否决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担心它成为美国在欧洲的特洛伊木马；今天，主动递出橄榄枝的恰恰是法国。为什么变的是法国？英国又为何在高调离开之后，不得不重新面对欧洲？答案要从“光辉孤立”说起。
帝国之后，难成欧洲
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今多译作光荣孤立）一词，流行于19世纪末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执政时期，指英国避免与欧陆强国缔结长期、固定的同盟。这种超然建立在三重物质基础之上：无可匹敌的海军、遍布全球的帝国，以及欧陆列强之间的相互牵制。英国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充当离岸平衡者。
布尔战争与德国的海军扩张很快让英国发现，仅凭“离岸”已难保安全。1902年英日同盟、1904年英法协约相继签订，外交上的孤立就此终结。但终结的只是外交，不是身份。二战后，丘吉尔首相那句“我们与欧洲同在，但不属于欧洲”，道尽英国的姿态。英国直到1973年才加入欧洲共同体，此后仍争取预算返还，拒绝欧元与申根，始终只是“半个成员”。
1962年，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说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却尚未找到自己的角色”。帝国已逝，帝国时代形成的大国想象却留了下来。脱欧不只是一时的民粹冲动，更是这种身份孤立的又一次发作：英国以为离开欧洲便能重拾全球角色，却忘了支撑“光辉孤立”的物质基础早已不复存在。
主权不等于权力
“夺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并非全无道理。脱欧之后，英国议会不再受欧盟法优先效力的约束，政府也重新掌握移民、贸易等政策工具，在法律意义上拿回更多主权。问题在于：拿回主权，是否就等于拿回权力？
主权解决的是“我能不能自己决定”，权力解决的却是“别人决定的时候，我能不能影响他们”。英国企业要进入单一市场，仍须遵守布鲁塞尔制定的标准。2025年英欧关系“重启”时，英国更同意以“动态对齐”为原则，谈判食品与动植物卫生协议：欧盟日后修订规则，英国原则上须随之跟进，却不再拥有欧盟成员国那样的制度性参与权。
讽刺的是，英国当年正是单一市场的重要塑造者。如今桌子还在，英国却坐到桌外：用英国学者威尔逊（Peter Wilson）与奥利弗（Tim Oliver）的话说，它从布鲁塞尔的“决策者”变成“决策接受者”，至多是“决策影响者”。帝国时代的英国没有这种困惑。那时主权与权力高度重合：它既能自己决定，也能让别人接受自己的决定。今天的英国拿回“自己决定”的权利，却失去“与别人一起决定”的能力。
欧洲为何需要英国？
核武、情报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英国看来已撑不起昔日的大国地位，在法国看来却是欧洲最稀缺的战略资产。
戴高乐拒绝英国，是因为他要的欧洲必须独立于美国。今天法国追求的仍是“欧洲战略自主”，变的是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华盛顿对北约承诺的不确定，对盟友的贸易施压，使欧洲难以再把美国视为可完全依赖的保障者，英国的“美国属性”便不再是负资产。英法是西欧仅有的两个核国家，2025年更宣布进一步协调各自的核威慑。
更深一层是均势的考量。欧洲一体化曾把延续数百年的均势政治“驯化”：成员国在主权共享中不必再担心某一大国坐大。威尔逊与奥利弗早就提醒，脱欧可能让均势逻辑重新显现。英国在欧盟时，英、法、德三角相互牵制；英国离开后，三角少了一个支点，而德国正大举扩军，提出要建设“欧洲最强的常规军队”。对法国而言，英国既是欧洲防务的支柱，也是平衡德国分量的战略筹码；把它重新嵌入欧洲，正是对内部力量格局变化的一种制度性平衡。所谓欧盟已经超越均势，或许只是一种迷思：均势并未消失，只是被部分装进制度之中。
法国的欢迎是有门槛的。在“欧洲制造”等产业优惠政策上，法国恰恰最坚决反对向非成员国开放。马克龙那句“不能挑挑拣拣……所以，回来吧”，其实是一道选择题：要么进来，接受全部规则；要么留在门外，不再指望特殊待遇。西班牙的考量更直接：直布罗陀协议已于今年7月临时实施，两国间最棘手的边境问题已有安排。
对英国而言，退路正在变窄。“全球英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无一能复制单一市场的规模与地理邻近；2025年，欧盟仍占英国出口的41%、进口的50%。但“欧洲需要英国”不等于英国可以随时回去：入盟须经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新成员原则上须承担最终加入欧元的义务，国内又有改革党的掣肘。英国所面对的，是一道重新嵌入欧洲的梯度：防务合作、关税安排、单一市场，乃至重新入盟。每一步，都是以一部分主权，换回一部分权力。
归去，来兮？
120多年前，英国走出的只是外交上的孤立；身份上的孤立，从丘吉尔的“同在而不属于”一直延续到脱欧。今天不同了。帝国早已消失，大西洋彼岸的盟友不再能够无条件依赖，欧洲也不再是英国可以随时置身事外的大陆。“光辉孤立”的真正终结，并不取决于英国何时重新入盟，而在于支撑孤立的历史条件已经改变。伦敦或许还要几经反复，但已无法回到一个早已消失的世界。
陶渊明作《归去来兮辞》，是辞官归田，退出纷争。脱欧倒更像英国的一次“归隐”：以为退回岛国，便能重获自主与安全。英国若真的归来，恰是从这场“归隐”中重新出山，回到它曾试图逃离的权力政治之中。
这正是脱欧留给国际体系的启示：在大国竞争重新塑造世界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置身于权力政治之外。对中小国家而言，尤其如此：主权要转化为权力，靠的往往不是退出，而是参与规则的制定。
作者是旅英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