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至2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华盛顿举行峰会。这次峰会没有带来新的中美缓和，也没有结束两国的战略竞争，而是显示双方正在逐渐形成一种新的关系模式——“可控的竞争性共存”。核心是继续激烈竞争，同时建立护栏；保持沟通，有选择地合作；重新调整而非完全切断经济联系，并防止竞争最终演变成军事冲突。中美关系正在从过去“合作还是对抗”的二元选择，进入一个竞争长期化，但竞争管理制度化的新阶段。
从邓小平的牛仔帽到习近平的毛装
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可以通过两个相隔47年的画面来理解。1979年邓小平访美，在得克萨斯州戴上10加仑牛仔帽。当时中国刚刚走出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孤立，国内生产总值（GDP）仅相当于美国约6.7%。中国希望通过改革开放、改善对美关系和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实现现代化。
当时，我在美国一所大学求学。我至今仍记得，当时宿舍里的美国学生看到这一幕，都兴奋地大声欢呼。
47年后的2026年，习近平出席白宫国宴时身穿毛装。此时，中国经济按美元计算已达到美国约三分之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约为美国的130%。
从邓小平的牛仔帽到习近平的毛装，象征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根本变化。今天的北京不再以一个寻求进入西方体系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面对华盛顿，而是以一个经济、工业、科技和军事大国与美国打交道。中国追求的是与美国共存但不西方化，合作但不寻求意识形态趋同，参与国际体系但不接受战略从属地位。
竞争是结构性但战争非必然
美国没有放弃维持科技和战略优势的目标。它继续限制中国取得最先进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AI）技术，加强供应链韧性，并维持在亚洲的战略地位。中国也继续推动科技自主、产业升级和战略自主，降低对美国技术和经济压力的脆弱性。因此，中美竞争具有结构性，不会因为一次峰会而消失。
但是，双方也越来越认识到强制手段的局限。美国无法在不付出巨大代价的情况下，迫使中国战略屈服，中国同样无法迫使美国退出亚洲。两国都有能力伤害对方，但也都会因此付出重大代价。所以，竞争可能长期存在，但战争并非不可避免。
峰会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概括为：激烈竞争+划定边界+保持沟通+选择性合作+防止军事冲突。这不是战略和解，而是战略稳定。
从“脱钩”转向“分区式相互依存”
经济领域最能体现这种新关系。中美不会恢复2018年以前高度融合的经济关系，但全面脱钩同样不现实。未来更可能形成一种“分区式相互依存”（partitioned interdependence）。
先进半导体、前沿计算、敏感数据和军事相关技术将继续受到严格限制；关键矿产、AI和部分战略产业将成为双方持续竞争和谈判的领域；农业、消费品等敏感度较低的行业，则可以继续保持较高程度的贸易往来。因此，未来中美经济关系可以概括为：选择性脱钩+选择性再挂钩+持续谈判。
这种模式背后是越来越明显的相互脆弱性。美国拥有先进科技、金融和科研优势；中国则拥有庞大的制造能力、供应链和关键矿产优势。美国的“半导体杠杆”正在受到中国“制造业与关键矿产杠杆”的制衡。双方都可以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却无法避免自身受到反作用。这种相互脆弱性反而增加谈判而非无限制经济战争的动力。
AI成为新的战略制高点
AI正在取代传统贸易问题，成为中美战略竞争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因此，峰会建立AI对话和重大AI事故沟通机制，从长远看，意义可能超过关税协议。
AI将影响经济生产率、军事能力、情报、网络战和国家战略决策。中美因此面对一个悖论：双方都要争取最大的技术优势，却又必须共同防止AI事故、误判或失控造成灾难。
未来中美AI竞争可能类似过去的战略武器竞争：技术竞争追求最大能力，战略对话追求最低灾难风险。竞争与风险控制将同时存在。
台湾仍是最大风险
台湾是这一“可控竞争性共存”框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习近平希望特朗普向北京主张的“反对台湾独立”立场靠拢，但美国没有宣布相应政策变化。值得注意的是，台湾也没有进入峰会正式成果。
这反映可控共存的局限。关税可以谈判，关键矿产可以交易，AI可以建立护栏，但台湾涉及主权、国家认同、美国战略信誉以及西太平洋力量平衡。因此，战略稳定并不等于战略解决。台湾仍然是中美竞争最可能升级为严重安全危机的领域。
从个人外交走向制度化稳定
特朗普与习近平频繁会面，有助于减少误判，但如果中美稳定过度依赖两位领导人的个人关系，也存在明显风险。真正的考验是，领导人达成的政治共识能否转化为贸易、AI、军事沟通和危机管理等领域的长期制度。
两国对“稳定”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华盛顿更重视关税、出口、投资和市场准入等具体成果；北京则强调尊重、平等、互惠以及美国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
两种叙事并不一定互相冲突。美国可以强调经济收益，中国则可以强调战略平等。关键在于双方能否将领导人外交，转化为制度化的战略稳定。
对亚细安和新加坡的影响
对亚细安而言，中美关系稳定可以扩大各国战略对冲、多元化和保持自主性的空间。但未来的问题已经不再只是：“选择美国还是中国？”更重要的问题将是：“如何在两个竞争性战略生态体系之间保持互操作性？”因为中美竞争正在深入AI、半导体、云计算、电信、关键矿产、数码标准和数据治理。亚细安国家可能在不同领域采取不同选择：安全上与美国合作，基础设施和商业技术上与中国合作，同时通过亚细安维护区域规则。
因此，一个新的悖论正在出现：中美地缘政治关系可能更加稳定，但科技体系却可能更加碎片化。
对新加坡而言，这既是风险，也是机会。新加坡既是金融、科技和物流中心，也是美国密切的安全伙伴和中国重要的经济伙伴，因此最不希望出现两个完全分裂的世界。
新加坡的战略优势可能越来越来自“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通过监管、法律、金融和技术机制，在安全限制允许的范围内连接不同体系。世界越碎片化，新加坡作为可信赖的中介、监管桥梁和“地缘政治清算中心”的价值可能反而越大。
从结束竞争转向管理竞争
华盛顿峰会没有结束中美竞争，而是开始进一步明确竞争的规则。未来的中美关系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缓和，也不是简单复制美苏冷战，而是一种可控的竞争性共存：战略竞争+分区式经济相互依存+相互脆弱性+科技竞争+危机管理+高层外交。
美国仍将努力保持科技和战略优势，中国仍将追求科技自主和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双方都不会放弃核心目标，但也越来越认识到，无限制对抗的代价可能无法承受。
因此，未来最重要的问题已经不是中美能否消除战略分歧，而是双方能否建立足够有效的制度、沟通渠道和战略护栏，使两个大国能够长期激烈竞争，却不让竞争最终演变成灾难性的军事冲突。
华盛顿峰会的真正意义，可能不是开启新的中美和解，而是标志着一个更加现实的时代：美国和中国逐渐接受彼此都无法轻易改变或击败对方，因此必须学习如何在长期竞争大陆政府存。未来中美关系最重要的关键词，也许既不是“合作”，也不是“对抗”，而是“管理”。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