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8日，以色列内坦亚胡政府联合美国特朗普政府发起所谓的 “史诗怒火”行动，空袭伊朗并炸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半年过去，这场战争不但没有换来德黑兰的屈服，反而把美国推进骑虎难下的泥潭：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9月15日的报告显示，截至8月1日，战争已耗资380亿美元，消耗美军爱国者等四种拦截弹库存的一半到三分之二，补齐这些弹药至少需要五年和数额庞大的预算。美国战争部监察长普拉特·B·莫林三世（Platte B. Moring III）承认，伊朗对美军在中东的军事设施造成的实际破坏“远超此前披露”，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严重受损，数十架飞机损毁，已知阵亡近20人，伤员逾800。白宫已向国会追加876亿美元战争拨款，并警告冲突甚至可能拖到2028年底。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国际水道第一次被系统性地武器化，用来撕裂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伊朗用水雷、无人艇、导弹和卫星导航干扰，把海峡变成一道闸门：对美国及盟友的船只关闭，对中、俄、印、巴等友好国家放行。毫不夸张地说，作为一个中等国家的伊朗，根据自己利益，活生生将世界进一步分裂和分化。
这场战争尤其给海湾国家造成史无前例的困境，海湾石油出口从每天2500万桶跌到1000万桶。美国财长贝森特口中每天1700万桶正常通行的海峡，航运数据显示每天只过十来艘船。可以这么说，从美国总统、战争部长到财长等内阁官员，基本都靠谎言来掩盖中东的失利。
伊朗硬是靠着一道海峡，卡住海湾产油国的脖子，拖住美国的手脚，进而要挟全世界的能源和经济。伊朗的也门盟友胡塞武装看懂并复刻这套打法。在美国被伊朗拖住的同时，它于9月连续夺取摩卡港、祖巴卜和分割曼德海峡的丕林岛，把红海南口攥在手里。沙特阿拉伯王储两次致电特朗普要求打击胡塞，得到的回答却是9月12日特朗普在都柏林的一句：“胡塞给我们打了电话，他们不想跟我们打。”翻译过来，特朗普的回答很冰冷、很无奈：我们不想和他们打，也无法和他们打。在随后的周末，美国外交官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使馆与胡塞代表面谈，胡塞承诺只打沙特船，不碰美国船，美方则表明无意介入。副总统万斯甚至暗示美国愿意“调解”也门战争。
美国无力对付胡塞武装
一个超级大国与一支非国家武装谈判分割海峡使用权，并且默认对方对国际航道的控制，这在美国乃至国际史上都闻所未闻。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至少还有对等的国家对手；这一次，作为安全保障者的美国，却对海湾国家承认说，自己无力对付一支也门拖鞋军武装组织。这一信息不但被伊朗、海湾国家和胡塞武装读懂，也被世界其他大国和美国的盟友读懂。
伊朗与胡塞的共性和韧性值得深思。在世界首强美国面前，两者都是弱者，都在最不对称的对抗中活了下来、壮大起来，甚至在以弱对强的战争中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有意思的是，促成两者壮大的，恰恰是美国野蛮而愚蠢的打击。美军第一波就用战斧导弹击中米纳布小学，造成156名平民死亡，其中120名为学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多家人权组织指这违反国际人道法。当一个超级大国按照以色列提供的剧本，邯郸学步地斩首哈梅内伊后，结果不但没有换来所谓的政权更替——中央情报局事前就评估政权更替“不太可能”——反而催生一个更加同仇敌忾，更加强悍、自信的德黑兰，并认为自己事实上击败美以的侵略。
德黑兰和胡塞的逆袭，彰显出作为代理人和雇佣军的美国在中东的没落。一个超级强权为何在中东折戟？在美国面临其他大国的强大挑战之际，特朗普政府为什么要把五年才能补齐的拦截弹，打光在一个没有攻击美国的国家身上？为什么要在63%的美国人反对、总统支持率跌到33%的情况下，继续这场对于美国毫无益处的战争？以“美国优先”上台的特朗普政府，为何要背叛选民及美国利益？
很显然，答案不在德黑兰，而在耶路撒冷和拉斯维加斯。多家媒体的还原一致指出：以色列和沙特为发动打击游说数周，内坦亚胡在开战前48小时的那通电话是催化剂，甚至是最后通牒。他向特朗普兜售的是“历史性机会”和为2024年伊朗刺杀他未遂“复仇”。艾德森（拉斯维加斯犹太裔超级富豪）家族2020年和2024年分别为特朗普的选举组织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9000万和1亿美元，并许诺再加2.5亿美元。
战争注定失败的结构性原因
当然，这些都是表面说辞，真正威逼利诱特朗普下场的原因，也许需要很多年后才能揭晓。毕竟，特朗普政府目前连已故性罪犯爱泼斯坦档案都无法彻底公开。当6月特朗普签署备忘录、施压以色列停手时，艾德森旗下《今日以色列报》以公开信怒斥和警告：“你背叛了我们。”这就是代理人帝国的账本被摊开的一刻：钱付了，打手却想收工。如果特朗普政府不得不硬着头皮继续对伊朗开战，唯一的解释就是，他被以色列抓住的把柄生死攸关，即使牺牲美国利益、共和党利益也在所不惜。
这正是这场战争注定失败的结构性原因。冷战时期的美以关系，说到底是美国纳税人出钱、出武器、出情报，以色列去打；美国损耗的是钱，不是国力。冷战期间，以色列可说是美国的中东代理人。但后冷战时期，尤其是特朗普执政期间，这种主仆关系颠倒了：以色列看准人口结构变化、社会变迁与政策转向，意味着特朗普可能是最后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美国总统，于是用尽所有手段，将特朗普政府转变为以色列的代理人和打手，把美国推上前线，在美国社会变迁导致外交政策转变之际，让美军去消耗本该用于大国竞争的资源，为以色列的战略利益服务。
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是大国出钱、小国流血服务大国利益，冷战时期的安哥拉、阿富汗莫不如此。美以伊战争把这个公式倒了过来：一个小国主导之下的超级大国，在面对其他竞争强国的背景下亲自下场充当打手，换来的是对手壮大、盟友离心、海峡失守。这或许是人类史上的奇葩：一个小国从索取物资支持起步，最终把一个帝国诱逼进一场与己利益无关的地区战争。沙特开始寻找美国之外的海上安全联盟，胡塞和伊朗各握一道海峡，而五角大楼自己的报告都在说，打空的拦截弹库存在对华冲突中将“尤其成问题”。当一个商人领导的全球帝国成为精明小国的代理人和雇佣军时，没落便不再是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事。
作者是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