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取得压倒性胜利，标志着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并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然而，核心悖论在于：尽管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将进一步强化美国与北京的长期战略竞争，政治地位被削弱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却可能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更重要的是，这次选举挫败，可能加速共和党围绕2028年总统选举展开的领导权争夺，尤其是副总统万斯作为潜在接班人的崛起。
战略竞争将延续至特朗普时代之后
中美竞争具有结构性根源，而不仅仅是特朗普个人政治偏好的结果。共和党和民主党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尤其是在先进技术、工业能力、供应链以及印太地区军事影响力等领域。
然而，两党在政策手段上仍存在重要分歧。民主党通常倾向于协调一致的出口管制、联盟合作和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特朗普则偏好关税、双边谈判和交易式外交。因此，民主党控制国会，不太可能软化美国对华战略立场，但可能限制特朗普通过谈判作出重大让步的自由度。
事实上，分裂政府可能使中美关系更加难以预测。面对国内立法僵局，特朗普可能越来越多地转向外交政策，以展示政治领导力。他可能加强关税和技术限制以展示强硬姿态，也可能寻求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一项受到广泛关注的协议，以宣称取得外交胜利。这两种可能性并不相互排斥：特朗普完全可能通过升级经济压力，来增强自己的谈判地位。
台湾问题尤其敏感。美国国会很可能进一步强化两党对台湾防务的支持，而特朗普在外交、军事部署和危机管理方面，仍拥有相当大的自主裁量权。国会与白宫发出的不同信号，可能使北京的战略判断更加复杂，并增加误判风险。
因此，对中国而言，一个政治地位被削弱的特朗普，既带来机遇，也带来危险。他希望取得外交成就的愿望，可能为经济妥协创造空间，但国会的抵制可能削弱美国让步的可信度和持久性。
北京可能越来越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在与“两个美国”打交道：一个是寻求短期政治交易的总统，另一个是决心维持长期战略压力的国会。
中期选举更为深远的影响，可能体现在即将到来的2028年总统选举。副总统万斯公开批评伊朗战争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尤其值得关注。万斯指出，共和党选民不满情绪主要来自三个方面：日益不得人心且代价高昂的伊朗冲突、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生活负担压力，以及部分共和党基本盘选民对华盛顿与以色列紧密结盟的不满。
这些批评与特朗普继续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辩护，以及坚定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值得注意的是，据报道，万斯在提出自己的评估之前获得特朗普的批准，而特朗普随后也承认其中许多判断具有合理性，但并未放弃为这场战争辩护。
因此，万斯的这一举动，可能标志着后特朗普时代共和党领导权争夺的开端。他似乎并非直接挑战特朗普，而是将自己定位为既能延续“美国优先”运动，又能纠正被认为存在的战略错误的候选人。
因此，伊朗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一场外交政策争议。它正逐渐成为界定共和党身份认同的关键考验：“美国优先”究竟意味着通过军事干预维护美国海外利益，还是意味着战略克制、经济民族主义以及集中精力推动国内复兴？
这场争论可能从根本上塑造2028年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
如果万斯成为总统
如果万斯成为总统，美国几乎肯定会继续将中国视为最主要的长期战略竞争对手。然而，他的政策重点和手段可能与特朗普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经济和技术竞争可能变得更加系统化和制度化。
万斯强调美国再工业化、半导体自主、先进制造业和供应链安全，这表明他可能持续推动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依赖。特朗普经常将关税作为谈判工具，而万斯可能更倾向于对关键技术出口和产业依赖实施更持久的限制。因此，经济竞争可能减少交易性，却更加深入地嵌入美国政策体系。
第二，万斯可能在加强印太地区威慑的同时，更加不愿直接进行军事干预。
他对长期海外战争持怀疑态度，反映出他认为美国军事资源已经过度分散。他可能加强台湾的防御能力，同时对美军与中国大陆直接对抗保持谨慎。这种组合可能鼓励地区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但也可能使美国安全承诺的可信度面临不确定性。
第三，万斯可能寻求与俄罗斯达成战略性妥协，以便集中美国资源应对中国。
这种做法类似于“逆向尼克逊战略”：华盛顿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利用中苏分裂来遏制莫斯科，而是试图通过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强化对北京的战略地位。然而，中国与俄罗斯日益紧密的战略伙伴关系，使这种战略重新调整比冷战时期困难得多。
第四，万斯偏好军事克制，可能为与北京开展战略对话创造更多机会。
尽管他很可能继续维持强大的经济和技术压力，但他可能更愿意通过谈判，达成旨在减少军事对抗的安排，特别是在台湾问题和更广泛的印太安全问题上。
由此形成的政策未必对中国更加温和。相反，它可能体现出经济对抗与军事克制之间更加明确、连贯的区分：在技术、制造业和经济影响力方面展开激烈竞争，同时努力避免灾难性的大国战争。
对北京而言，眼前的挑战是妥善应对特朗普剩余的总统任期，避免短期政治操作破坏双边关系的稳定。两国都有充分理由避免局势失控升级。美国面临国内经济压力和相互竞争的安全承诺，中国则面临结构性经济困难，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北京面临的更长期挑战，则是为万斯或另一位后特朗普时代共和党领导人执政后，美国战略优先事项可能发生的转变做好准备。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