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AI）有一堆的负面，但也带来众多好处，其中一个就是把翻译的成本大大压缩。比如今天无论你身处世界哪个城市，只要手机在手，就能在语和文的沟通上，基本做到同步无障碍。
又比如政府不久前宣布，会逐步在各个部门的网站提供四语模式，公众要申请什么或查找信息，可选用最熟悉的语文，过程方便有效许多。这在需要人工一字一句翻译的年代，有钱还不一定办得到，因为人力和人才应付不了不断更新的海量需求。直到政府开发了自家的人工智能翻译大语言模型后，这一资源困境终于迎刃而解。
在我的老本行，翻译科技同样驱动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其实，很多西方主流媒体或外电，很早就推出各种外语尤其是中文的平台，像《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但由于防火墙，更碍于跨语言采编的成本，发展始终被制约着。倒是中国的一些“国家队”，不论是报章、电视网还是电讯服务，因为有官方的不惜工本投入，旨在说好自己的故事，反而做到无远弗届，连联合国官方语言以外的很多小语种都覆盖到。
但近几年，AI把翻译成本大幅压下后，大资本媒体如虎添翼不用说，世界各地中的、小的数码和传统纸媒、电视业者，甚至包括单干的自媒体，都可以试水、参与多语言的报道。
法国的《世界报》是一个典型例子。它过去几十年一直心心念念想出英文版本，以争取更大地域范围的流量和影响力，无奈始终绕不过成本这座大山。但2022年，几乎第一时间借助AI的“赋能”，推出了英文版，在半订阅半免费的模式下，很快在北美取得盈利，也引发多家法媒的跟进。我最近因为欧洲暴乱，几次上去读它的英文报道，发现成品都经过编辑的修饰和把关，不全是AI一键就完事。
记者都想“出圈”让更多人看见
AI翻译用得最义无反顾的，很可能是印度的媒体。这个国家有22种官方语言，方言更是多不胜数，绝对是巴别塔故事的现实版或放大版。因此，边际成本近乎零的AI翻译，正好可以派上用场，抹除语文鸿沟。有好一些地方电视台，甚至推出AI“主播”，进行新闻的即时翻译和播报！我不知“他/她们”的专业表现如何，但在确保重大新闻最快触达最多受众这点上，KPI（主要绩效指标）应该是没问题的。
走笔至此，插播一下：《联合早报》两天前也正式推出英文版ZBE，向多语化奔赴去了。我不知前路如何，也许未来还有ZBM、ZBT，更不是在做置入性行销，而是很想在这个节点上，分享几点个人看法，留下些许印记。
首先，作为专栏写手，我个人是兴奋的。原因很简单，多一种语文渠道的输出，意味着我的见解或感受，会被更多的人读到，而所谓“更多的人”，如果原本并不在你的目标受众群之内，满足感更大。
一个例子是两年前，有马来朋友短信我，说在马来文《每日新闻》上看到有评论提到我在这个专栏的一篇写加沙战争和种族灭绝的文章。我有点讶异，上网找来看，只认得Lianhe Zaobao和Encik Peter Ong两个词，翻译了，知道作者评价正面，说观点“发人深省”后，接收到的情绪价值尤其强烈，毕竟赞赏来自友族 ，也就多带了一层另类的“出圈”意义。
几个月前，一名政治组同事从伦敦回来后告诉我，在那里见到一名在南大教书的本地马来学者，说他提到了我和我的文章。我和学者素未谋面，之前只在YouTube上看过他几次上政论节目。我想到的是，他们都不懂中文，最有可能读到的是我们英文“思想中国”网站上的翻译版吧，也可能是有人机器翻译了，在他们社群中小范围流传。
必须承认，英文是语文市场中的最硬通货——不管是在多元种族的新加坡，还是在国际上。因而我相信我的前线记者同事们，也会乐见自己的心血付出，能借力ZBE的第二双翅膀，收获更广大认可以及“出圈”的快感。当然前提是，报道的质量必须够硬。
看法之二：多语化利弊互见，媒体机构当自强。
当语文障碍不再难以跨越，配置多语渠道是迟早的事，你不提供这一便利性，竞争者很可能抢先一步。
事实上，读者自己也会游离。我在法国暴动时直接上《世界报》，以色列大选前后看《以色列时报》每天定时推送加每周精选的第一手信息，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则第一时间收到《纽约时报》的实时可视化数据，而我只有24小时，已切割不出更多额度给资讯产品了，多读了A，必然要减少给B的时间，或挤掉C。像我这类对媒体品牌没有多少忠诚度的人，今后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多语化路线提供了拓展受众群的机遇，但不妨想象，若自家的每个产品，都提供多一种甚至两种语文选项，在有限的市场和受众注意力上，加总起来，会不会成了大乱斗，集体内卷化？在行销学里，有一个cannibalisation的概念，是我们很多跨部门同事，几十年来经常挂在嘴边、内心惧怕的。这一自相残杀情境，终将发生？
媒体竞争三要素：品质格调公信力
但我们终究不能只考虑单个的产品，只求独善其身。格局应放大到整个所属集团，甚至放大到岛国这一命运共同体之上。因为很多的外部对手，已全力投入到多语文军备竞赛中，影响力正通过所有介质和终端排山倒海而来；本土的媒体，已没有多少“主场”优势，必须凭借实力去直面竞争。这已不是有没有人要消费你的资讯，商业上能否取得成功那么单纯，而是事关认知作战的进与退、胜与负了。
一个媒体支柱孱弱的国家，不只发不了声音，容易被人拿捏，更难以应对危机。这是一些国人在对主流媒体的缺失进行批判时，有意回避的，当然，盲点也可能是真实的。
把视角转回我们自己。媒体品牌能否做大，或起码能存活下来，离不开至少这三个要素：品质、格调和公信力。有了AI，足够的产出通常不是问题，关键还在于品质能否上去。过度依赖AI，反可能拉低水平。因为它的译文还拿不到A+，生硬、词不达意，理解不了细微文化差异，甚至出错的毛病不少。如果完全没有干预，所有新闻机翻了就出街，时间一久，对品牌是有伤的。我相信政府也是确定了自家的机翻，能做到足够的在地化和符合国人阅读习惯，才敢于上架的。想象翻译出来的都是公交车（不是巴士）、公共住屋（不是组屋），或“莱佛士”和“来福士”傻傻分不清楚，公众一定很抵触。
再有就是格调，或我们常说的报格不能丢失。这里头还有情怀、品味、人性化的东西，像什么该谴责，又什么该同情、倡导和追求……都不应该由AI说了算。
在围绕AI的讨论中，同事常使用cheap（廉价、没品）这个字眼，意思是内容、视觉、想法包括现在说的翻译，全让AI和算力去完成、交付的话，无疑是对受众的不尊重，而其结果，是产品本身也会被受众倒过来鄙视，认为很cheap。或许就如同现在很多人，对泛滥成灾的AI微短剧感到恶心一样。
当然，如果产品自降格调后，还是受到追捧，那就不是产品或生产者的问题了。
至于公信力，应该是新闻的终极价值了。AI翻出什么一概来者不拒，或但求“多、快、省”而无所谓“好不好”，特别是不经核实就把信息提供给读者，久了必然导致可信度折损。
记得有一次，采访对象针对记者的提问，在电邮中一一作了回答，但记者说像AI生成的。我建议她还是少用为妙，因为不真实。
我当时也想，假设采访对象让最聪明的机器人代他出镜完成答问，我们会同意拍摄然后播放吗？不会的，因为肯定被嘲笑甚至被骂。
算法是你的最大敌人 要抗击得靠媒体素养
要求人工干预做到100%，极大冲高成本不现实；把投入压缩到最低，搞砸了品牌则得不偿失；较平衡的做法还是“人机协作”，特别是重点新闻、深度专题或个性化评论，都应该由专人来负起最后一层的守护甚至加工。这般操作不能全让人满意，但大体还可以被接受。
看法之三：这部分和受众——是的，你——有关。主要是提个醒。
有了AI翻译，新闻的供给必将急速饱和却良莠不齐，在这片泥沙俱下的资讯大洪流中，一个人很可能时间花了，得到的却不成正比，反而徒增疲劳、偏执和困惑。
不妨先确定一个底层认知：世上没有绝对客观的媒体。是的——包括我这个小小的一分子。毕竟大家背后都有出资者，以及预设的立场和价值观；有看待天地万物的滤镜，以及题材选择的优先级和一整套默认的叙事框架。当然大多数不会刻意撒谎造假，因为这有悖职业道德，但仅仅通过摘樱桃（或所谓“一半的真相”）式的报道，加上一些都已熟能生巧的话术，就能“潜移默化”地把人带偏，例子我以前写过，当然，选的都是外国的。
再有就是信息选择多了，不等于观点多元，什么都看到。因为有个大家应当警惕的科技叫“算法”，它比谁都更了解你，不管通过什么语言、渠道，白天或黑夜都会一直投你所好，反复印证你本已相信的，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茧房”。你的视野，对不起，其实没有变得更宽广。
怎么办呢？你可以放下手机、减少资讯摄取，但这比较消极；跳过算法，主动管理才是积极的作为，而最核心处，就是媒体素养了。当然如何培养又是个大课题，有机会再另外探究。
作为开始，不妨先抱持怀疑精神——包括对我这篇文章的论述。古人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如今尽信新闻不如无新闻，大概也可以是大家破茧而出的第一步吧。
作者是《联合早报》编务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