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以来，世界舞台接连上演四场引人注目的战争：俄乌战争、2025年6月的以伊“十二天战争”、2026年2月底爆发的美以伊战争，以及2026年9月重启的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的战争。
这四场不同的战争，有两个核心相似之处，一是参战方的实力对比较为悬殊。俄乌战争是世界第二军事强国对阵一个中小国家；以伊“十二天战争”和美以伊战争则是中东军事最强国家加第一军事强国，联合对阵一个长期受制裁、武器老化和经济困顿的国家；沙特及联军对阵胡塞武装，则是拥有先进美制装备、财力雄厚的海湾大国，对阵一支从山地游击队起家的武装组织。
二是实力占优方都没有实现战争目标。俄罗斯本想“速通”基辅，结果四年多后，战争仍看不到尽头。以伊“十二天战争”，以色列虽然重创伊朗核设施与导弹力量，并清除多名核科学家与军方高层，但并未摧毁伊朗政权；以色列本土也遭遇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反击。伊朗短期内无法大规模恢复铀浓缩，但导弹生产能力随后迅速恢复。2月28日美以发动“史诗怒火行动”，首日即击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多名军政要员，宣布“夺取制空权”，称伊朗“已无可打击的目标”。伊朗随即以数十波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回应，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冲突从2月持续至今。美以战场上的“完胜”，并未实现政权更迭或彻底消除伊朗核导弹威胁等战争目标。
沙特对胡塞武装的空袭从2015年持续至今。2026年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9月夺取摩卡港与丕林岛，控制也门整个红海沿岸关键节点，直接威胁曼德海峡；沙特王储曾请求美国空袭支援，却遭婉拒，胡塞武装因此获得对红海航道的更大杠杆。
传统战争理论往往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夺取制空权，摧毁敌方指挥系统和后勤体系，以此瓦解对手的抵抗能力。但这四场战争却显示，摧毁敌方的物质能力，并不必然意味着摧毁政治意志，更不意味着能将实力优势顺利转化成战略目标的实现。为何如此？
这是现代战争技术、经济与政治三重逻辑叠加的结果。
技术上，廉价的进攻武器正在重创昂贵的防御体系。现代战争并没有让先进武器失去军事价值，但改变这些装备发挥作用的条件。面对伊朗单价几万美元的廉价单程攻击无人机，美军不得不用几百万美元的防空导弹拦截。胡塞武装相对廉价的导弹和无人艇，让沙特耗资数百亿美元的防空系统疲于奔命，吉赞炼油厂、延布港和两座机场接连受创。
导弹、无人机与饱和攻击的普及，让“弱者”第一次拥有廉价而可持续的打击手段。在此新背景下，“速胜论”不攻自破。
弱者不一定更孤立无援
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赖，让弱者握有以小博大的杠杆。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咽喉，美伊战争与美方封锁，导致伊朗原油出口从战前每日约180万至200万桶跌至接近零；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海上禁运叠加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迫使沙特大量原油改经红海出口后仍受阻，进一步推高风险溢价。强者可以轰炸一切军事目标，却无法为石油护航，为航运保险，为油价兜底。现代经济的高度互联，使强者的软肋暴露于弱者面前。
政治上，双方的目标极其不对等。强者往往追求政权更迭，彻底解除武装这类高阶目标；弱者则只要“不被消灭”就算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得很直白：伊朗“无论多久”都将自卫，直到对方认识到这是一场“无法获胜的非法战争”。只要政权存续，导弹还在发射，德黑兰就可以宣布胜利。强者每多拖一天，付出的军费、油价与国内舆论代价都在叠加。2026年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结束对伊军事行动，正是国内政治反噬的体现。
此外，弱者并不一定是国际社会更孤立无援的一方。乌克兰能够持续抵抗，与外部提供的军事援助、情报支持和经济支持密切相关。伊朗及胡塞武装所处的地区环境，也使冲突具有超越双边战争的战略维度。强者虽然拥有更强大的实力，但却通常面临国际合法性和盟友态度等多重约束。这使现代战争不再只是战场上的较量，还涉及外交关系、全球舆情等的国际压力。
可见，强者可以赢得每一场战斗，却未必能赢得战争本身。正如足球比赛中的常见现象：强队对弱队，实力及局面明显占优却无法赢球。这并不是现代战争第一次出现以弱抗强的局面，也不能证明先进武器已经失去决定性作用。历史上，从越南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强者未能实现预期政治目标的案例并不少见。今天的新变化，在于精确打击、低成本无人系统、分布式作战和全球化支援网络，使较弱一方维持抵抗的手段更加多样，也使强者面临的防御与消耗压力更加复杂。
作者是重庆时评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