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我以主讲人身份先后出席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主办的“动荡时代的坚守：儒学与现代社会”国际儒学研讨会，和陈嘉庚基金带头举办的“陈嘉庚与陈六使：以商养学的典范人物”讲座会，旋即又参加《联合早报》主办的“新加坡华人尚待完成的旅程——从郭振羽教授著作《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谈起”座谈会。
在儒学研讨会上，我扼要论述19世纪末和20世纪末，新加坡知识分子和国家领导人因惊觉文化危机而先后发起的儒学运动，提到第二场运动“无疾而终”时，即突出文化土壤已变质是重要原因之一。来到答问时段，新加坡华文教育与文化危机成为一大重点，与会者的焦虑与关怀流露无遗。
研讨会结束后，多位朋友趋前来交流。一位奶奶慨叹孙子对华文华语都不感兴趣，遑论向他灌输中华文化了，问我如何是好。
在陈嘉庚与陈六使讲座会结束后，我刚走下台阶，意外地围来一群又一群不同年龄层的新移民和学生，在交流时，深刻感觉到他们对新加坡的历史与文化有着浓厚兴趣。来自厦门的学者说，他了解陈嘉庚与陈六使对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村的贡献及所享有的地位，但不知道他们在发迹地新加坡也倾囊办学，热衷文化传承。几位女性青年告知，她们正在尝试用活泼生动的方式教导中华文化，其中一位还给我看手中的图片……那天，我觉得欣慰，因为感受到许多新移民的热忱，但也有点失望，因为期盼在活动场地华侨中学看到的青少年，为数甚少。
在国族建构座谈会接近尾声时，我在台下说了一段话。其中提到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1950年代至1980年代来自中国的移民中断多年，1990年代之后，中国新移民迁至，构成新群体，至此殖民地时代“峇峇”（即华人与土著妇女结合的后代）遇上“新客”（大部分来自中国闽粤）的历史景象重演，讲着讲着，“新峇峇” 与“新新客”两个词汇竟脱口而出。座谈会结束后，几位来自大学的与会者趋前告知，他们和一群朋友前一天也出席陈嘉庚与陈六使的讲座。大家谈论国族建构时，其中一位新移民特别提起女儿的“新加坡化”——不喜欢讲华语，霎时失望与无奈溢于言表。
忙碌一阵，沉静下来后，“文化危机”“新新客”和“新峇峇”几个词汇不断浮现在我脑海里。“新新客”和“新峇峇”是我自创的词汇，前者曾出现在我的一篇论文里，后者是我那天临场蹦出。无论如何，“新客”与“新新客”或早已或即将融入岛国，成为新加坡华人和新加坡人，也丰富了新加坡华族文化。但我不假思索地吐出“新峇峇”一词，是否有欠思量？是否对“峇峇”不敬？
其实，历史告诉我们，19世纪新华社会出现多位杰出的土生华人。当时社会上的领导人物大部分出自“峇峇”群体，包括今日大家熟悉的陈笃生、陈金声和颜永成等等。他们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协助维持地方秩序，备受人们的爱戴。在那段风光的年代，海峡华人都以被称作“峇峇”为荣。历史也告诉我们，新加坡“峇峇”祖辈从中国移居马六甲和槟榔屿，珍惜中华文化，早年曾设法将儿子送回中国求学，后来几代也聘请家庭教师，指导儿子学习汉字、书法和经书。19世纪中叶，新加坡“峇峇”社会华风极盛。
“峇峇”社群掀起第一场讲华语和儒学运动
然而，英文教育在新加坡兴起后，华风转变了，家长纷纷把孩子送入英校。“峇峇”家庭停止使用母语，疏远中华文化，仅保留许多旧有习俗。19世纪末，这个群体出现让他们的知识分子感到忧心的现象。医生林文庆直言：当年的“峇峇”，缺乏先辈的气魄、毅力和竞争能力，他们知识贫乏、精神空洞、道德弱化、崇尚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学者陈德顺则感叹：“峇峇”原很适合从事商业贸易，可是如今已不再认真地把握机会，结果是整个殖民地的内部贸易，几乎完全掌控在“新客”手中。
其实，“峇峇”与“新客”初相遇，曾在商业活动和建庙兴学上密切合作，后来彼此疏远，在政治意识、社会归属和文化认同分歧扩大，非我族类的想法萌生。他们互相指责，例如“峇峇”不满“新客”在此地争利却心向中国，“新客”则歧视“峇峇”忘却母语沦为蛮夷。久而久之，在“新客”社群里，“峇峇”的称谓含有贬义，带着“番化”的讥讽味道。
幸而“峇峇”社群中不乏有学问、有远见，通晓中英语言和文化的知识分子（林文庆、陈德顺、王顺智、陈武烈、黄献文等是也）。他们早已察觉自己族群在迅速退化，并为忘却母语和疏离母族文化的现况感到不安。林文庆强调，语言和文化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存亡，失去母语就等于失去历史和传统文化，结果犹如一棵断了根的树，势将萎缩和衰败。
于是，他们掀起新加坡第一场讲华语运动和儒学运动。我们称之为第一场，因为百年后，建国总理李光耀再度掀起长寿的讲华语运动和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儒学运动。李光耀发出类似百年前焦灼的声音：“人一失去文化根基，就失去信心……即使是千年万代我也绝对不会变成英国人，我的内心也没有西方的价值观念体系，只有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1978年）。
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峇峇”群体早已融入新加坡主流华人社会。他们杰出的知识分子和政坛领袖，至今仍受岛国人民的尊敬与怀念。“峇峇”文化也被岛国珍惜和保存，新加坡土生文化馆三层楼展示着“峇峇”和“娘惹”引人入胜的文物和生动多彩的故事、风俗和礼仪。
然而，时至今日，先贤对失根的担忧，似乎不曾在关心国民素质的新加坡华人心中消失；时至今日，我们还经常听到老一辈用“峇峇”来形容不谙母语、不识华文的同族人。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报业中心礼堂“新峇峇”一词会从我口中蹦出，在华中文化中心剧场台上的主持人和主讲者不断寻找土生土长青少年的踪影；研讨会后，老奶奶耐心地等我转过身来，问我，孙子不喜欢华文华语该怎么办；讲座会后，新移民率直地表达对女儿“新加坡化”的焦虑不安。
回首百年，还看今朝。百多年前先辈的失根、寻根、护根，是否给了后人一些珍贵的启示？
作者是历史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