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表明，将继承历代内阁立场，包括1995年首相村山富市承认日本侵略与殖民统治，表达深刻反省与歉意的“村山谈话”。这番表态凸显历史认识仍是日本外交的敏感神经，也反映日本当前面临的外交困境。
近期，中美元首会晤使气氛改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获得总统特朗普的高规格接待，双方展现管控分歧、改善关系的意愿，并共同回顾二战期间联手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相较之下，高市与特朗普的会晤未见预期的战略成果，中日关系又因日本涉台言论持续恶化。高市虽表明愿与习近平会面，中方却未积极回应，日本外交陷入两面受挫的局面。
中美竞争并未消失，但两大国逐渐认识到，无止境的对抗不符合自身利益。日本却似乎仍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地位押注于中美对抗，希望借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警戒，扩大自身军事角色与影响力。一旦中美转向管控分歧，日本原有的战略盘算便可能失去支点。日本真正的危机不是中美交好，而是未能看清国际形势变化，仍以冷战思维处理当代国际关系。
日本对中美元首会晤格外敏感，与1972年的“尼克逊冲击”有关。当年尼克逊突然访问中国，日本事前未获充分通知，美中关系迅速转变，使日本依赖美国围堵中国的外交布局顿失依据。为避免再被美国绕过，时任首相田中角荣随即访华，同年9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这段历史成为日本外交官的集体记忆。如今习近平再获特朗普高规格接待，双方又共同肯定中国抗战贡献，日本自然担心美中可能在贸易、科技或其他领域展开合作和交换，以致华盛顿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某种程度的让步。高市急于与特朗普会面，峰会后又与他通话，正反映日本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缺乏安全感。特朗普对中日领导人的接待规格有所差异，也容易被日本解读为美国外交重心可能正在调整。
日本今日的困境，不全是外部环境造成，也与高市政府的战略选择有关。高市延续强化防卫能力，扩大军事角色的路线，并以中国军事力量增长及台海安全为重要理由。日本固然有权关切台海和平，但若不断暗示可能军事介入，就会触及中国最敏感的主权问题，使中日关系从历史、领土与经贸争议，进一步升高为安全与政治互信的全面危机。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军事与外交政策可能相互矛盾。一方面，日本依靠美日同盟取得安全保障；另一方面，又以中国威胁为由扩大军事预算与战略活动范围。中美对抗激烈时，日本的战略价值提高，也能借机扩大国际影响力；若中美寻求战略稳定，日本原有的筹码便会缩小。日本真正担心的，或许不是中美交好本身，而是交好之后自身战略重要性的下降。
中美共同回顾二战历史，也使日本必须重新面对战争责任问题。战后，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完成经济复兴，并获得安全保障，但冷战格局使日本的战争责任未能获得全面清算。《旧金山和约》建立战后和平架构时，中国并未参与，亚洲受害国的历史经验也未获充分纳入。东京审判则成为追究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责任的重要法律与历史依据。
日本部分政治人物质疑东京审判，靖国神社合祀甲级战犯，也不断引发邻国反感。日本可以重新研究历史，却不应以此否认侵略责任。时任首相安倍晋三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后，美国驻日使馆曾公开表示失望，说明美日同盟并不代表美国在历史问题上必然无条件支持日本。真正的历史和解，不是要求受害者忘记过去，而是正视伤害，建立避免悲剧重演的共同基础。
当然，中美关系改善不等于美国放弃日本，也不代表美国必然在台湾问题上向中国让步。两国在台湾问题、科技、贸易及地缘政治上的根本分歧仍然存在，寻求降低冲突风险，也不等于战略竞争已经结束。然而，美国外交始终以自身利益为优先，必要时会与中国谈判，须要施压时也会动员盟友。日本若将国家利益完全绑在美国的对华政策上，便只能随华府政策起伏而陷入被动。
日本拥有重要的经济实力、科技能力与国际影响力，没有必要把外交命运完全寄托于中美对抗。美日同盟固然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支柱，却不应成为处理对华关系的唯一依据。日本可以和美国合作，也可以和中国维持对话；可以强化自身防卫能力，也应避免将安全建立在持续制造敌意之上。
中日之间的历史、领土、安全与台湾问题，短期内难以化解，但双方仍有庞大的经贸利益、文化交流与区域合作空间。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人工智能竞争及区域安全风险，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受损的不只是双边经济，也包括整个东亚的发展环境。
半个世纪前，日本曾透过乒乓外交见证中美关系破冰，1972年又借田中角荣访华走出自己的外交道路。今日日本理应从历史汲取教训，而非再度受制于大国关系的变化。
中美交好，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变化；中日交恶，则是日本必须正视的外交困境。日本真正需要的，不是要求美国永远与中国对抗，而是重新找回在美、中、日三角关系中的自主性与建设性角色，才能避免在国际局势转变之际迷失方向。
作者是台湾中央通讯社前董事长、资深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