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以晨:四次峰会,企业几时才敢拍板?

试想一家美国航空零部件供应商:货已备齐,客户在等,出口许可却迟迟批不下来。另一头,花旗申请多年,终于获准在上海设立全资证券公司。

一边收紧,一边放开;一边谈判,一边经营。企业等不到两国关系尘埃落定再投资,也不能凭领导人握手时的气氛下注。签不签约,建不建厂,要不要换个地方生产,都得在谈判继续时拿定主意。

有些决定已经可以作出。难的是,下一步能走多远。

5月北京、9月华盛顿、11月深圳、12月迈阿密,今年四次中美峰会要回答的,正是这个问题:高层的接触,能否变成企业用得上的条件。

这条路,要从去年釜山说起。

去年10月,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在釜山会面。双方调降部分关税,暂停中国新一轮稀土管制和两国互征的港口费,为期一年。最急的火暂时压住,纠纷没有了结,双方得以继续谈下去。

今年5月北京会晤,两国同意设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让官员在峰会之间继续处理商业问题。9月华盛顿会晤,再推动两个理事会运作。双方就各自约300亿美元非敏感商品的对等降税框架和产品清单达成共识,待履行各自国内程序后实施。

本月在深圳的峰会则要检验这些安排能否落实,能否让企业作出更长远的打算。

但双方在华盛顿把11月10日到期的贸易休战延至明年1月10日,仅仅两个月。工厂、设备和供应合同却往往要按10年、20年打算。短期安排怎样支撑长期投入,是企业绕不过去的一道题。

峰会之外,两国部门也在出台限制、办理审批。这些决定未必出自峰会,企业却同样躲不开。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华盛顿放慢对华出口飞机零部件的许可,并限制批准运往飞机制造商中国商飞的零部件数量,意在促使北京放宽稀土出口。

政府等的是对方让步,供应商等的是许可放行。货不能交,库存就得继续压着;交期迟迟定不下来,客户也可能另找供应商。谈判桌上的筹码,落到企业账上,就是成本。

去年,通用电气航空向中国商飞供应发动机的许可曾暂停约五周,后来在稀土谈判取得进展后恢复。供应商可以留意稀土谈判的动向,却不能据此向客户保证交期。

中国商务部和科技部10月16日提出,将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光伏等40项技术列入禁止或限制出口目录,意见征询至11月15日。相关技术的临时出口登记要求则已实施。

准备赴海外设厂的企业,可以先核对自己的技术是否涉及目录,再查明现行登记要求,以及拟议限制会怎样影响转让。外国合作方也得确认,付钱购买的技术能否真正交到手里。这些问题若等到厂房建好才问,损失可能已经难以挽回。

美国财政部10月22日提出扩大对华投资限制,把生物技术等领域纳入范围,意见征询至12月7日。投资者可以检查交易是否可能受限,在征询期间提出意见,并在签约前重新评估交易安排、暂缓或放弃投资。

提前看见限制让企业少付代价

草案还可能改动,公开条文却已让企业有机会在钱投下去之前发现问题。提前看见限制,能让企业在签约之前止步,少付一笔事后难以挽回的代价。

10月23日,花旗宣布获准设立花旗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从2021年的设立申请到今年获批,筹设终于迈过关键一步。公司仍须完成登记并取得经营许可证,才能正式开展业务。

这项批准,让花旗能够按监管要求推进组建,并安排接下来的开支。客户能否争取到,业务能否赚钱,仍须自己回答。

每多投一笔钱,都得判断手里的依据够不够。在欧洲,这道题已经摆到中国汽车制造商面前。

10月,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北京会谈后,宣布双方就约束中国混合动力汽车输欧达成谅解。据路透社报道,这项安排涉及未来四年;布鲁塞尔称,进口量可能比原先预计减少一半以上。制造商仍须看清具体执行办法,才能据此安排生产。

市场准入限制也在增加欧洲本地生产的吸引力。不过,比亚迪寻找欧洲现成工厂的行动早于这次会谈。它的顾问9月说,预期中的欧盟本地含量要求增加紧迫性:买下现成工厂,可以比从零建设更快投产。

找厂、比较成本、接触伙伴,都可以先做。买下工厂,则是另一回事。中国的技术和零部件能否送达,欧洲生产成本能否留下利润,最终规则会怎样落定,比亚迪还得一一算清。

董事会要判断,现有条件够不够支持眼前的投入。如果条件改变,公司还能不能交货,已经投下的钱又能收回多少?政府把审批和变更的依据说清楚,企业才能算这笔账。

11月15日,中国技术目录的意见征询截止;三天之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在深圳聚首。两个理事会应当拿出具体进展,主管部门应当说清审批标准、许可期限,以及续期或撤回的依据。

休战延长多久,同样值得关注。较长的期限能减少临近到期的忧虑,但还须看许可是否及时批出,规则是否照章执行。延长的日子,企业得能拿来安排交货、生产和投资。

深圳到迈阿密之间,正好检验这些安排。到了迈阿密,两国应当能够交代:这一年谈下来的安排,究竟让哪些货物交得出去,哪些业务开展得起来,哪些投资有了下文。

企业终究要自己拍板,自己承担盈亏。国家领导人应当让它在把钱投下去之前,看清政府会在什么条件下放行,又可能因为什么叫停。

筹码仍可握在国家领导人手里。但保留哪些不确定性,让谁承担代价,应当有个交代。

作者是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亚洲名誉主席、淡马锡高级顾问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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