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烟霾频频复发，政客的推诿次次雷同——一切似乎都按照历史剧本，一幕一幕忠实地上演。
先是印度尼西亚森林和泥炭地天然或人为起火，今年更因为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烧得更凶，滚滚浓烟随风飘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跨境烟霾铺天盖地而来。接着，新马的空气污染指数（PSI）不断飙升，人民深受其害，苦不堪言，政府于是向印尼提出关注，并密切监测火点，公开点名涉嫌放火烧芭的公司，希望印尼配合调查，还表明愿意协助灭火。
然后，熟悉的政治戏码又上演了。
印尼一些政治人物开始发出不满的声音，认为我们对烟霾问题反应过度，甚至暗示我们忘恩负义，只会抱怨印尼输出烟霾，却不感谢印尼森林平日“提供”的氧气。
这些论调是不是似曾相识，耳熟能详？
我最近在《怡和世纪》发表了一篇题为《环境烟霾可治，政治烟霾难防》的评论。此文写于7月初，引述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预测8月至9月可能会发生严重跨境烟霾，并历数往年烟霾灾害的严重情况。文章指出，跨境烟霾不仅是环境灾害，更是涉及经济利益、行政能力与政治博弈的复杂问题，新加坡无论如何戒备都无法摆脱烟害，而印尼一些政客却以民族主义言辞回应邻国的正当关切，甚至将环境责任问题上升为国家尊严之争，形成另一种“政治烟霾”。
文章的结语是：“环境烟霾遮蔽的是天空，政治烟霾遮蔽的则是是非，若这时信息烟霾也来添乱，遮蔽事实、混淆视听，空气和信息PSI一起飙升，那我们就只能自求多福了！ ”
这篇文章在《怡和世纪》最新一期于8、9月间面世时，烟霾正好猖狂扑来，遮天蔽日，文中所言不幸一一印证，包括“难防”的政治烟霾，也一如既往跨境袭来！
我没预料到的是，今年的政治烟霾会变本加厉，如此浓烈呛鼻。
先看看印尼一些政客过去的言论如何加剧政治烟霾的散播。
2013年，印尼人民福利统筹部长阿贡（Agung Laksono）说：“新加坡不应该像个小孩一样吵个不停。烟霾不是印尼要的，是大自然造成的。”能源与矿产资源部长杰罗（Jero Wacik）也指责新马两国“过河拆桥”，不应“向全世界告状”。
虽然时任总统尤多约诺随即表态，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作出正式道歉，并下令属下官员不要再玩“指责游戏”，而应采取迅速行动消灭林火和烟霾，但他的声明却遭到本国政客和媒体的一片声讨，指他这样做“过度”“示弱”“屈服于外来压力”“有损国家尊严”等。
2015年，副总统卡拉（Jusuf Kalla）说了一句至今还深深烙印在人们脑中的话：“11个月享受印尼的新鲜空气，一个月烟霾就抱怨。”
印尼的一些政治人物为何会以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待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RSIS）2015年10月发表了一篇由新加坡驻印尼前大使德斯克（Barry Desker）撰写的文章《新加坡与印尼关系面临的挑战》，做出精辟的分析。文章讨论了新印之间的一些争议，包括烟霾、空域、资产与贪腐等问题，并指出，两国虽然在政治、经贸、投资及民间交流方面关系密切，但双边关系始终存在不容忽视的暗流。苏哈多执政时期，两国关系总体良好；然而，随着印尼民主化及民粹政治兴起，新加坡越来越容易成为印尼国内政治斗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攻击对象。
他认为，印尼部分人士对新加坡怀有嫉妒、恐惧和猜疑交织的复杂心态。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新加坡依靠印尼发展致富，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回报。这种“老大哥心态”，使部分印尼政治人物不把两国视为平等伙伴，而认为新加坡理应对印尼感恩戴德。
从印尼政治人物近日针对新加坡的言论看来，这种心态依然不变。
随着烟霾情况持续严重恶化，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长傅海燕在10月中旬终于发声，表明新加坡一直与印尼保持联系，随时准备在遏制烟霾工作上提供帮助；针对新加坡会否援引《跨境烟霾污染法令》，对造成跨境烟霾的企业采取行动，她说政府正收集相关数据，会仔细评估，并保留各种选项。
没想到她这番合情合理的表态却引来印尼方面的反弹。首先发难的是印尼前贸易部长卢特菲（Muhammad Lutfi），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直接向傅海燕喊话，批评新加坡政府向涉及林火的印尼企业发出通知，却没有采取足够实际的法律行动，甚至指责新加坡政府发表这些言论，只是为了讨好本国选民。他声称，如果新加坡真要追究烟霾责任，就不应只针对印尼境内的企业，也应该调查在新加坡设有总部、控股公司或商业业务的相关集团，含沙射影地指称新加坡不敢对付在本国挂牌的大企业。
卢特菲是一名经验老到的政客，深谙迎合公众情绪之道，他在视频中刻意用一种阴阳怪气的腔调，进行揶揄嘲讽，企图挑动人心，激起共鸣。
但他若不是试图转移视线，就是选择性地忘记：即使这些企业的控股公司设在新加坡，实际经营业务的子公司却在印尼，而且火灾发生在印尼境内。印尼既不同意让新加坡帮忙消灭林火，也不愿协助调查企业烧芭行为，进行必要搜证工作。他也可能忘了一个重要事件：2015年新加坡首次援引《跨境烟霾污染法令》，向涉嫌造成烟霾的印尼企业发出预防措施通知书，隔年进一步采取执法行动，却引发印尼方面的主权抗议。
时任副总统卡拉强调，相关违法行为发生在印尼境内，不能任由新加坡法律处理；环境与林业部长西蒂则指责新加坡不尊重印尼。新加坡政府随即澄清，有关法令符合国际法，目的在于追究造成跨境污染的企业责任，并不侵犯印尼主权。此事最后不了了之。
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穆根在10月19日作出回应，宣称新加坡将扩大追查涉及跨境烟霾的企业及背后的集团和控制人，并考虑动用法律、监管和经济手段施压，必要时也准备紧急修法或制定新法，确保企业配合。他强调，企业不应以为证据和违规行为都发生在印尼，就能逃避在新加坡应负的责任，并警告它们绝不应低估新加坡政府采取行动的决心。
卢特菲的言论根本站不住脚，就突然转移战场，将战线从烟霾延伸到金融，10月20日在Instagram发文指称，淡马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正利用它们对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公司（MSCI）的影响力，推动将印尼从“新兴市场”重新归类为“独立市场”（standalone market），以便低价收购印尼资产（MSCI是在10月15日宣布考虑这样做，导致印尼股市恐慌性抛售）。
他的这项毫无根据的严重指控，立刻遭到淡马锡和GIC的否认。印尼前副外长迪诺（Dino Patti Djalal）也看不过眼，公开反驳有关新加坡阴谋破坏印尼股市的说法，强调新加坡对印尼的稳定和繁荣具有切身利益。
“你以为我们有友善的邻国？别那么天真！”
卢特菲的言论反映出，印尼政客在国内面临困难时诉诸民族主义情绪是长期存在的政治现象。但他毕竟只是小咖一个，印尼政府接下来的升级反应，更令人关注。
10月21日，印尼总统普拉博沃首次针对此事发声，批评一些国家借林火问题“羞辱印尼”。他在内阁会议上说：“印尼是个有礼貌且有耐心的国家。我们的国家经常受到侮辱，但请相信我，我们绝不愿一直受辱。”
他没有点名哪些国家“羞辱印尼”，但画公仔何必画出肠？
10月22日，印尼下游产业与能源转型统筹部长巴赫里尔（Bahlil Lahadalia）警告，可能停止向“不尊重”印尼的国家出口能源，并考虑不再续签与邻国的天然气出口合约，以优先满足国内能源需求。他指出，国家之间的分歧应通过对话并基于相互尊重解决。“别在有求于人时跑来乞求，却在其他可以协商的问题上，表现得像个毫无教养的亲戚。这不是我们所要的。”
10月23日，印尼正式宣布从隔天起削减对新加坡的天然气供应，共计每天减少310亿英热单位（约等于87万7800立方米天然气），对其他国家则照常供应。
真是说时迟、那时快，当一些国人还在琢磨政府的言论究竟如何“羞辱”或“不尊重”印尼时，人家已经断然出手了。
原来新加坡就是那个“毫无教养的亲戚”，是活该被“老大哥”教训的！
还有什么比这更活生生的现实教育？感谢老大哥，给新加坡人上了一堂无师自通的国际政治课，令人醍醐灌顶！
这不禁让我想起建国总理李光耀当年那句当头棒喝的名言：“你以为我们有友善的邻国？别那么天真！”（“We’ve got friendly neighbours? Grow up!”）这句话收录在2011年出版的《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中，是他在出书过程中接受《海峡时报》记者集体访问时说的。他当时正在谈论新加坡作为小国的脆弱性，强调我们不能把国家安全建立在邻国永远友善的假设上。
证诸今日，这确是个“硬道理”。李光耀对印尼这个重要邻国有深入的观察，与它的一些领导精英也有密切交往，这些都可以从《李光耀回忆录》中看出来。例如，他在1996年至1998年间就见过普拉博沃几次，有所观察。我曾参与《李光耀回忆录》的编译工作，对此有印象，最近再度翻阅，温故知新，对近期一些新闻就不太感到意外了。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选择邻居，无法左右地缘政治，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固然必须尽量与邻国维持良好关系，加深对它们的了解，寻求最大的共同利益，但同时也必须自强不息，未雨绸缪，储备充足物资，扩大能源与食物来源，建立长期韧性，以便在危机突发时有备无患，从容应对。
这一次印尼削减的天然气供应量，还不到新加坡每日天然气需求的2%。由于早已做好长期规划，建立多元化的供应来源，能源市场管理局才能淡定地回应：新加坡具备应对供应减少的措施。
走笔至此，突然接到一些正面的消息。外交部长维文本周初到印尼访问两天，在27日与印尼新任外长阿曼纳塔会面，过后一起宣布两国设立联合工作小组，在追究涉林火企业的责任方面紧密协调、共享信息。
维文也在28日到普拉博沃总统的私邸与他会面，过后在记者会上透露：“黄循财总理和普拉博沃总统进行了最高级别的沟通。这确立了双方采取必要行动的政治承诺，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落实这些计划，履行这项承诺。”
这无疑是个积极的进展。希望双方领导层之间这种直接坦诚的沟通，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跨境烟霾问题，让烟霾——无论是环境烟霾或政治烟霾——真正烟消云散。
但希望持续了50年的跨境烟霾问题迅速解决是不实际的，我们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保持战略冷静，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作者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