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星期四（10月29日）闭幕。如果以以往的多次中央全会为参照，这次会议释放的信息与出现的变化尤其密集，从出席人数、人事调整力度，到全会通过的《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带来的后续影响，都足以使本次全会成为中共党史上的标志性节点。
根据新华社发布的会议公报，与会中央委员有162人，候补中央委员117人，合计279人。出席人数较本届中央委员会成立时的376人少了近百人。其中除了极少数病逝的委员外，绝大部分都是因违纪违法而已被正式免职或已陷入“失踪”状态。被“清理”和“出事”的人数比分析人士推算的还多，达到改革开放近半个世纪以来，一届中央委员会任期内被处理人数的新高，凸显过去四年来中共“清党”力度之猛烈，超出外界想象。
五中全会也递补山西省长卢东亮等10名候补中委为中委，但递补人数远少于被清理掉的人数，还跳过五名排名更靠前的候补中央委员，反映出“从严”的含义。
如9月下旬的政治局会议所预告，五中全会审议的《决定》总结了中国元首主政以来中共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根据会议公报，中共对这些年的反腐给了极高评价，肯定其为“伟大成就”；并认为以中国元首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直面一度出现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管党治党不严不实不力、党内一些问题触目惊心的严峻现实”。
全会公报称，中共中央刀刃向内、重典治乱，“从根本上扭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
少了97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形象地体现了中共中央“刀刃向内、重典治乱”，消除“严重隐患”的结果。不过，五中全会不止是寻求展示猛烈反腐的决心、正当性和必要性，更要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系统部署。
根据公报，中共将以加强党性修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为前提，“从严治吏”，目标是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纪律严明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具体部署包括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确保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上下协同、精准高效。
对此，五中全会的公报只是略提了一个方向，细则有待《决定》全文公布后，外界才能清楚。但是毫无疑问，中共既然宣示要“增强党内制度执行力，大力破除潜规则”，就表明将有更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条例出台，进一步约束全体干部的行为。
公报还提出，要做实党委（党组）全面监督，推动党内监督同各方面监督高效联动；优化责任落实考评机制，对管党治党不力、出现严重问题的严肃追责问责。最后这个要求，相信是针对中国元首今年1月12日在二十届中央纪委全会上批评的“好人主义”，旨在遏制这些“好人”发现问题不制止、不纠正，任其蔓延泛滥的做法。
事实上，中国元首1月在中纪委全会上提到“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就相当完整地展示了五中全会的背景和思路。中国元首当时批评，中共一些法规制度规定过于原则笼统、针对性操作性不够强，不同法规制度之间衔接不够紧密、存在缝隙漏洞，如“牛栏关猫”；还有一些党组织制度空转，一些地方制度执行力层层递减，导致“纸笼禁虎”。他警告，明规矩不彰，潜规则就会盛行，明规矩沦为摆设，他提出要使潜规则失去市场，对“一把手”的相关监督也要到位。
临近五中全会前，中国境外网上再次谣传中共高层将出现剧烈地震，结果又一次被证明“只是传说”。从五中全会的新闻画面与公报看，中共领导层地位依然巩固。既然如此，中共反腐风暴持续猛吹，其主要动力是内部斗争还是为了反腐倡廉？中共政情观察者中存在不同观点与结论。
回看近10多年的中共党建历程，中国元首是在2014年12月于江苏调研时正式提出“全面从严治党”，而2016年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同样以党建为主题，并确认了中国元首的核心地位。但就吏治问题而言，近年以军队反腐为突出标志的反腐风暴，反映还有大量存量腐败未彻底肃清，增量腐败恐怕也不少。在这个背景下，五中全会决定“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主要目的应该是向各方宣告从严治党并非只是“运动式”或“阶段性”，而是将转向常态化、制度化、长期化。
同时，中共的纪律管理也将从反腐扩大到履职执行力、正确政绩观方面，这意味着官僚体系若“躺平”、消极怠工以及落实中央政策打折扣，未来可能会面对问责的高压。中共在二十一大前一年通过这份《决定》，也是预先为换届划定用人标准与目标。问题是，干部履职消极未必是因为“懒”，未来在更严厉的追责态势下，如何避免官僚体系因担心出错而“不作为”？这一点，可能是将来的中央全会要处理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