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好几年的沉寂，印度尼西亚烟霾问题今年再现，也再次成为印尼与新马两组双边关系的焦点。饱受烟霾之苦，两国民间与官方相继表达不满，谴责不负责任的烧芭企业，要求印尼方面采取有效灭火行动。随后，印尼一些现任和前任官员发表回应，其中不乏带有讽刺甚至威胁意味的言论，使新印双边关系气氛迅速升温。社交媒体上的情绪化言论，更是火药味十足。印尼随即从10月24日起减少对新加坡的天然气供应，新加坡方面估计减少的供应量，占新加坡每日总天然气需求的不足2%。
烟霾引起各种情绪性反应可以理解。不仅新马两国民众深受其害，首当其冲的其实是印尼国民。当地卫生部数据显示，今年8月至10月，七个省份超过30万人患上呼吸道感染。另据芬兰非营利组织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REA）10月29日发布的研究报告，到了9月份，印尼全国约5780万人曝露于不健康至危险水平的空气污染中。单单9月份，烟霾估计已造成超过3500人死亡。因此，印尼民众对烟霾之害也深感不满，上街示威抗议。这说明烟霾不仅是印尼向邻国输出污染的问题，更是它必须面对的国内治理问题。
然而，情绪宣泄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容易使事态复杂化，为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公众对国内问题的视线提供机会。原本属于环境保护、企业责任和公共卫生的问题，被他们扭曲为国家尊严、经济利益乃至双边关系的争端。这是冷静、理性的外交必须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们应该做的除了表达不满，还需要谋求改进对策。
新印关系在1960年代曾因总统苏卡诺搞“对抗马来西亚”而蒙上阴影，但此后已逐步走向理性合作，并同为亚细安创始成员国。两国不仅有广泛的经贸联系，也是推动区域合作，维护东南亚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因此，妥善处理分歧，避免局部争议损害整体关系，至关重要。
这次事件显示，新加坡政府采取立场坚定、层次分明的应对策略：一方面通过法律和监管追究企业责任，另一方面积极运用外交渠道与印方沟通，避免误解扩大和问题政治化。这种不卑不亢，依法维护国家利益，同时保留外交沟通空间的做法，正是小国外交应有的态度。
10月19日，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穆根针对印尼官员所谓“新加坡的氧气来自印尼森林”的言论，明确表达失望，认为这种说法极不恰当。他的回应体现几个重要原则。
首先，他指出森林火灾造成的痛苦是整个区域共同承受的，印尼人民更是直接受害者。其次，他没有将个别官员的言论上升为印尼政府的整体立场，并表明不相信这种看法获得印尼政府其他官员及广大人民的认同。这种做法既纠正错误言论，也避免扩大为对整个国家的指责。
第三，他肯定普拉博沃政府采取的积极措施，包括撤换负责消防救灾的机构负责人，禁止泥炭地焚烧，加强长期防火工作，以及批准接受外国援助。这说明新加坡能够区分个别官员的言行与印尼政府的政策努力，不因局部争议而否定对方的正面行动。
第四，是依法追究企业责任，不以外交关系为由退让。尚穆根明确表明，新加坡不会因烟霾消散而停止调查和执法。政府已向10家涉嫌有关联的企业发出通知，要求主要负责人作出说明，并扩大调查范围，追查企业集团、实际控制人及他们在新加坡的商业联系。同时，政府也成立跨境烟霾调查专家团，协助官方厘清10家被点名的本地注册企业是否须为烟霾污染承担责任。
如果说，尚穆根体现的是依法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定立场，外交部长维文近日访问雅加达，则展现另一种同样重要的外交智慧。
10月27日至28日，维文与印尼外长阿曼纳塔会谈，并获总统普拉博沃接见。双方同意成立联合工作小组，加强资料分享，共同调查涉及森林火灾的企业；设立沟通热线，避免误解扩大；加强跨境执法合作，追查涉嫌违法企业的经营活动、资金流向及商业联系；同时重申长期友好关系，不让烟霾问题破坏两国合作。
维文强调，两国命运与共，新加坡的成功也有赖于一个繁荣、稳定与和平的印尼。这并非外交客套，而是实际的战略判断。两国地理位置相邻，经济利益紧密交织，区域安全与稳定更是息息相关，新加坡不可能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周边环境中独善其身。维文随后证实，黄循财总理与普拉博沃已经沟通，确立采取必要措施解决包括烟霾在内双边问题的政治承诺。接下来的关键，是将政治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
经济依赖武器化也值得警惕
从整个事件来看，尚穆根从法律和国家安全层面划定底线，维文从外交层面积极沟通，黄循财与普拉博沃的高层联系，则为合作提供政治保障。这种相互配合的处理方式，体现新加坡外交的成熟与务实：既不牺牲国家利益，也不因一时争议损害长远的邻国关系。
然而，烟霾风波带来的启示不止于如何处理一次双边争议。放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来看，它也反映小国面对的战略环境日益复杂，生存挑战更加严峻。
近年来，资源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重新抬头。越来越多国家强调对本国能源、矿产及其他战略资源的控制权，以优先保障国内发展和经济利益。印尼在能源、矿产及自然资源领域采取的政策，也反映这一趋势。国家优先考虑自身利益本无可厚非，但当资源控制权被转化为外交筹码，甚至成为向邻国施压的工具时，便可能损害区域合作与国家之间的互信。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是经济依赖武器化。这是指国家利用其他国家对能源、市场、供应链、关键原材料或金融服务的依赖，将经济联系转化为政治筹码，通过限制供应或施加经济压力，迫使对方在政治或外交立场上让步。
过去，经济相互依赖通常被视为促进和平与合作的力量。但如今，战略互信下降，原本促进合作的经济联系也可能成为施压工具。能源、粮食、关键矿产、科技和金融服务，都可能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筹码。
印尼宣布减少对新加坡的天然气供应，恰好发生在烟霾争议升温之际，时间上的巧合难免引起关注，也令人联想到经济依赖是否可能被用作政治工具。印方称，供应调整是基于国内需求，且不违反商业合约安排。但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这件事提醒我们，能源安全不能建立在供应国长期维持现有政策和供应安排的假设之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印天然气供应合约将在2028年底届满。
能源安全与水源安全一样，都是关系国家生存的重要战略课题。新加坡必须持续推动能源来源多元化，加强区域能源合作，发展替代能源，以及积极研究未来使用核能的可能性，提高应对供应冲击的能力，以免国家经济命脉轻易受制于人。这是当今国际关系的现实。国际规则的执行离不开国家的政治意愿，经济相互依赖可能成为施压工具，小国不能只寄望于他国善意，更不能把自身安全完全寄托在既有国际秩序之上。
新加坡的生存之道，在于保持自身的战略价值，让其他国家认识到与新加坡合作符合彼此利益。我们必须建立广泛、多元、互惠互利的国际关系，同时增强经济韧性、供应链安全和战略自主能力。
烟霾问题可说给国人上了一堂现实而深刻的国际关系课。小国不能以强硬代替智慧，也不能以善意代替警惕，既要有捍卫自身利益的决心，也要有维持合作关系的胸襟，更必须有预见风险、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在一个大国竞争加剧、资源与经济日益成为地缘政治工具的世界里，这种理性、韧性与战略智慧，已不只是外交艺术，而是新加坡不可或缺的生存能力。
作者是前新闻工作者、前国会议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