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动人之处，在于社会多元主义的道德基石。不同族群共同生活、共同打拼，创造举世称羡的成就。恰如一个交响乐团中，每一个演奏家、每一件乐器、每一个声部，呈现出自己独特的声音，组合成最为优美的整体旋律。
历史的前言往行和岁月星辰告诉来者，多元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理想，更是社会和睦的根本与保持繁荣的人性动力。于是乎，警惕身份政治和极右民粹主义的沉渣泛起，永远都是自由开放社会温故知新的政治伦理课。
要理解身份政治的破坏性，可以回溯法国1894年的德雷福斯冤案（Affaire Dreyfus）。普法战争后，法国社会弥漫着失败的屈辱感，反犹太主义亦甚嚣尘上。当法国陆军发现有人向宿敌德国出卖情报后，即便高层明明已经知道这个叛国者另有其人，却基于政治考量和族群身份的鄙视，选择嫁祸身为犹太人的炮兵军官德雷福斯。
爱国主义沦为政治工具，攻击不同背景的本国公民，令当时的法国作家左拉终于无法继续沉默。他发表著名的《我控诉》，揭露军方与司法体系的不公。他也因此遭到迫害，一度流亡英国。在审判左拉的法庭外，极右派群众高喊：“打倒左拉，军队万岁，法兰西万岁。”
当时，在为德雷福斯辩护的阵营中，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郎士（Anatole France）、印象派画家莫内，以及后来成为法国总理的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他们与德雷福斯素昧平生，却愿意为一个遭到不公对待的普通人奔走。他们所捍卫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共和原则。
德雷福斯直到1906年才获得平反，而左拉已于1902年病故，未能亲眼见证这一天。德雷福斯事件也令法国社会严重分裂，争论的核心早已超越他是否有罪，而是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是否应该用身份政治来决定敌我和对错，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来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甚至道德选择。
迄今为止，德雷福斯事件仍被法国知识界视为耻辱。原因在于，极右派利用反犹主义的身份政治，将特定族群塑造成国家的敌人，再把为他们辩护的人打成叛徒。这种政治操作不仅摧毁个人尊严，也让整个社会失去道德防线，法国在这样的动荡中错失发展机遇。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身份政治有回潮的可能，它在二战中的法国卷土重来，犹太人再度遭受迫害。年鉴学派奠基人、犹太裔历史学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因从事抵抗运动，最终被杀害。
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不激不随。我们必须时刻警觉身份政治和极右民粹。因为人类的普遍道德和正义，以及伦理美感，源自对每一个生命之美的珍惜。极右民粹主义和身份政治的破坏性，在于它以捆绑式的他者群体想象，代替最基本的是非判断，将对错和人权分级化甚至等级化，无视个体生命的沉重，也将公共政策辩论简单化。这是一种政治伦理上的廉价犬儒主义。
经历了二战，在21世纪的今天，身份政治和极右民粹在道德上已无法招摇过市，鼓吹者也不敢承认自己拥护极右主张。但极右民粹利用身份政治的群众煽动性，却极易寄居在日常公共政策的论辩里，甚至隐藏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这颇有迷惑性，也极具危险性。一旦这种力量在群体盲动的刺激下主导公共政策，则势必将身份压迫合理化，自由社会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也将被彻底掏空。
在任何时候，不将人按照血缘和族群来划分等级，并以此论断和简化对错，是文明社会和知识分子不可退让的道德底线。
作者是旅台新闻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