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美国古巴裔国务卿鲁比奥在希腊雅典发表演讲，从古希腊、罗马和基督教谈起，强调西方文明的历史传承，呼吁欧美重新找回对自身文明的信心。两天后，曾担任国际刑事法院（ICC）法官的纳维·皮莱获得2026年诺贝尔和平奖。同日数小时后，特朗普政府宣布进一步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这几件各自独立但又彼此关联的事件，构成一幅极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政治图景：一位古巴裔美国国务卿站在古希腊文明的象征性高地上，大谈西方文明的伟大，而他所代表的政府，却在国际司法可能约束以色列时，对国际机构和个人滥施淫威。
鲁比奥的身份，使这场演讲格外耐人寻味。作为古巴裔美国政治人物，他的家族背景体现美国作为移民社会的历史现实。然而，他在雅典所宣传的，却是一条“我上车，就关门”的移民逻辑，甚至荒谬地大谈和他、古巴乃至拉丁美洲距离数千英里的古地中海北岸文明的优越论。一个拉丁裔政治人物，而不是美国白人政客，努力证明自己是西方文明的坚定守护者，恰恰折射出美国政治中的身份悖论：通过认领一种被赋予优越性的文明传统，移民后裔企图获得代表这一文明发言的资格。
利用文明话语建构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和政治秩序，其实并不符合美国作为移民国家的现实和国家利益，它会撕裂美国国内政治关系和族群政治。但是，这一文明话语及文明划分及延申论调如文明冲突论，本质上服务于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侵略和扩张，无一不是建构在神话想象的基础之上，而非国际法之上。这从特朗普政府和鲁比奥领导的国务院对向以色列实施调查的国家、机构，甚至个人的荒谬报复可以看出。就在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及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后，特朗普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采取制裁措施。10月9日，在皮莱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数小时后，美国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
美国并非《罗马规约》缔约国，对法院管辖权长期存在法律和主权方面的异议，这些争议值得讨论。但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如何对待一个试图独立履行职责的国际司法机构。当国际刑事法院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逮捕令时，美国曾支持相关追责行动；当法院将司法程序用于以色列领导人时，美国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两件事并无已证实的直接因果关系，却形成鲜明对照：国际社会肯定国际司法与人权事业的价值，美国政府则以制裁手段向国际司法施压。
这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拉丁裔移民政客，为何在涉及以色列利益时，就变得如此赤裸裸。其实，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个拉丁裔移民政客，如果要在美国政坛寻求进一步高升，不但要漂白，更要对以色列递送各种投名状，如对抗议以色列暴行的非美国公民的遣返，对抵制以色列的美国大学的各种惩罚。
滑稽的是，作为西方主体的欧洲，长期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在国际刑事法院问题上也没有追随华盛顿。相反，在美国扩大制裁后，欧洲方面继续表达对法院的支持，强调国际司法机构应免受政治压力。在对以色列侵略扩张问题上，欧洲也坚持基本的国际法准则，尤其是对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的暴力和牟利进行制裁。最让鲁比奥尴尬的是，拉丁裔的“白人梦”和“西方文化”在欧洲遭遇的，至少是一扇没有轻易打开的大门。欧洲的态度表明，鲁比奥口中的西方并非主流西方，至多是西方极右翼势力而已。真正的西方人不必跑去希腊宣传白人文化或西方文化，因为他们本身就在西方。
作者是美国弗罗斯特堡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