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燕、卢耀群、罗妍君日前在《你愿意为本地菜多付5角钱吗？》（《联合早报·言论》2026年9月8日），讨论新加坡的农业与粮食安全。文章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了支持本地农业，消费者是否愿意为本地菜支付更高价格？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有人愿意支持本地农业，也有人会选择更便宜的进口菜。市场不会仅仅因为“本地生产”就自动买单。由此也可以引出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当社会希望个人选择能够产生某种公共结果时，仅靠道德号召往往不够，还必须回答一个现实问题——成本由谁承担？
人口问题也是如此。日本、韩国、中国以及部分东南亚国家，都面对程度不同的低生育率挑战。日本2025年整体生育率降至1.14，国内日本籍新生儿约67万1000，两项指标均创新低。韩国整体生育率虽连续两年回升，2025年仍只有约0.8。中国2025年出生人口792万，死亡人口1131万，人口继续自然萎缩。新加坡2025年居民整体生育率初步数据为0.87，再创新低。
面对这些数字，讨论很容易转向年轻人的婚育观：为什么不结婚？为什么不生孩子？为什么不像上一代那样多生几个？但生不生孩子首先是个人选择。买菜当然不能与生育相提并论，后者涉及身体自主、家庭关系和长期人生规划。不过，两者背后确有一个相通的公共政策问题：如果社会希望个人作出某种有利于公共目标的选择，就不能只要求个人承担由此产生的额外成本。
如果一个社会认为较稳定的人口规模关系到经济发展、养老体系和社会延续，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付出相应代价。俗话说“请客就要买单”，下一代成长带来的部分收益由整个社会分享，养育成本却不能长期主要由家庭承担。
中国的变化很有代表性。过去农村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今天不同，儿童较早参与家庭劳动，家庭对子女教育、住房和照料的投入也较低；与此同时，社会养老保障有限，子女作为养老保障的作用更加明显。因此，生育对于家庭既意味着支出，也具有较强的家庭保障功能。
今天情况已经改变。随着城市化、教育年限延长和生活水平提高，一个孩子从出生、托育、教育到成年，需要家庭投入大量金钱和时间。与此同时，社会养老制度不断发展，人口流动增加，子女作为养老保障的相对作用有所下降。
当然，成本并非低生育率的唯一原因。联合国人口基金《2025年世界人口状况》指出，经济压力、就业不稳定、住房、缺乏合适伴侣以及对未来的忧虑，都会影响人们实现理想家庭规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长期强调住房、托育、工作与家庭平衡以及性别分工等因素。
因此，提高生育率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如何“教育”年轻人多生，而是如何减少那些想生育的人所面对的现实障碍。
新加坡近年来已经通过婴儿花红、育儿假和“多子女家庭计划”等措施增加支持，这说明政策方向正逐渐从单纯“鼓励生”转向“帮助养”。但2025年居民整体生育率仍降至0.87，也提醒我们，现金补助和家庭政策固然重要，却很难单独扭转长期低生育率趋势。住房、托育、就业稳定、工作与家庭平衡，以及年轻人对未来的信心，都必须同时纳入考虑。
社会如果认为下一代具有公共价值，就应通过财政投入、公共服务和企业责任，让养育下一代的成本由家庭、政府、企业和社会更加合理地共同分担。即使如此，也没有任何政策能够保证生育率重新回到人口更替水平。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家庭观念和人生选择都在发生变化。人口政策能够做的，是改善选择条件，而不是替个人作出选择。
这也应该成为人口政策的底线：尊重不愿生育者的自由，同时帮助那些想生却“不敢生”“养不起”“没人带”的家庭。愿不愿意为本地菜多付5角钱，最终由消费者自己决定；一个人愿不愿意生孩子，也应如此。如果社会希望得到更多本地农产品，就必须认真考虑粮食安全的成本如何分担；如果社会希望拥有更多孩子，道理同样如此。不能一边把下一代称为社会的未来，一边又把养育未来的账单主要交给年轻家庭。想要更多孩子，社会就得愿意买单。
作者是中国时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