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炉的2025年度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报告显示，在91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新加坡中学生在阅读能力排名第一，数学、科学和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排名第二。
有趣的是，新加坡（6551名15岁学生）的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比率为62%（PISA 2018年和2022年分别为60%和61%），不只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69%，也远低于PISA 2025科学排名前20的13个西方国家的平均比率74%（如：爱沙尼亚83%、英国74%、加拿大76%、纽西兰74%、澳大利亚68%、芬兰77%、美国81%）（注：PISA 2025以“科学”为主轴指标）。成长型思维比率，指的是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你无法对你拥有的智力作出太多改变”说法的学生比率。
学界一般认为，学业成绩不只受学习环境条件影响，也受学习态度和信念影响。成长型思维学生相信智力可发展，努力可让人更聪明，能自发学习，韧性和抗压能力也较强；固定型思维（fixed mindset）学生则认为智力无法改变，学习被动，常倾向回避困难，因而影响韧性及未来职业前景。
不过，PISA和其他研究关于“思维模式能预测学习结果”“成长型思维和更好学业成绩相关”等论述，放在我过去20余年生源多元的大学课堂上，并不一定相符。以下从三个维度归纳讨论此现象：
一、华人区域的“高PISA成绩、低成长型思维比率”：
和前述PISA科学排名前20西方国家相反的是，排名分别为第一、三、四和17的中国“北上江浙”、澳门、台湾和香港的成长型思维比率，都介于44%至50%，平均数为46%。
笔者采用PISA 2025的数据，用统计学的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 r）等检验，发现“国家地区层面成长型思维普及程度”和“科学成绩”呈中等正相关（r 等于0.45，p小于 0.001），数学和阅读也呈现类似规律。
多数西方国家符合这种正向关联，但华人为主的四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成长型思维比率较高（72%至74%）、但科学排名却靠后的格鲁吉亚（60名）、哈萨克斯坦（63名）和吉尔吉斯斯坦（82名）不符合该趋势，因而拉低整体r值。
今年4月，权威国际学术期刊《教育心理学评论》一篇文章提出“东亚动机悖论”，认为东亚某些学生的高学业表现，无法用西方心理学的成长型思维解释。
该韩国高丽大学作者团指出，东亚社会长期存在考试选拔机制，把努力、纪律、自我约束和成绩联系起来，高学业成绩可能源于其他因素，从而解释为什么部分亚洲学生可以“低自我肯定、低成长型思维、高学业表现”并存，因此成长型思维并非提高学业成绩的“万能变量”（注：日韩两国属于“高PISA成绩、高成长型思维”）。类似结果也出现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和香港教育大学等团队的研究：美国学生比中国学生更认同成长型思维，而成长型思维和阅读成绩的正向关系，主要出现在西方体系。
新加坡属独一无二“中间案例”
二、谨慎解读新加坡PISA数据：
在PISA 2025科学前20大中，新加坡的62%成长型思维，高于四个华人为主的国家和地区的46%平均数，却低于13个高排名西方国家的74%均值，是个独一无二的特殊“中间案例”。
这意味着，成长型思维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可能有不同心理含义，产生不同学习作用。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今年2月发表于《npj Science of Learning》期刊的研究，可用来解释这种跨文化差异：在文化上越“非WEIRD”（西方、受过教育、工业化、富裕、民主）的国家，成长型思维比率越低，和学业成绩的关联更弱；越接近美国或WEIRD文化的国家，成长型思维认同度越高。
虽然新加坡华人口占76%，但社会文化上却偏西化，比较接近WEIRD，成长型思维比率也远高于东南亚或中国等非WEIRD国家。这和澳门大学团队今年4月的报告相一致：成长型思维可预测新加坡数学成绩，较偏向英国、丹麦等西方教育体系规律。另，英国威尔士三一圣大卫大学团队的报告也认为：在成长型思维作用机制里，“关系需要”在新加坡等较集体主义社会作用更明显，但“自主性”在较个人主义的英国作用更大。
结合文化价值、教育制度、努力与成就观，以及华人人口比率等社会因素来看，这些因素共同造就新加坡“高PISA分数 ≠ 高成长型思维”的特殊现象。
三、对教育政策的启示：
WEIRD区域的“成长型思维可改善低学业表现学生成绩”规律（如2019年8月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发表于《自然》的成果），比较契合偏西化的新加坡社会和教育环境。因此，本地约38%固定型思维学生，科学成绩平均比成长型思维学生低36分（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的28分），意味着这些学生在学习上相对吃亏。
诚如美国斯坦福大学2016年的研究显示，即便成长型思维在偏西方教育情境中，作为预测因子的作用相对稳健，他们的思维、心理韧性和学业成绩之间的心理机制，却不一定统一。比如低收入家庭学生比较富裕同龄人，不可能持有成长型思维，在增强韧性、毅力和学习态度各方面相对吃亏。
“优异学业”和“未来更好收入 / 健康”的正向关联，虽不一定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却是适用于多数人的规律。
综合新加坡种种教育特质（成长型思维多年稳定在60%至62%水平、倾向WEIRD偏西化社会文化、多元学生族群背景、高PISA学术表现较可能得益于高质量课程和教学质量，以及PISA 2025报告页34表I.4有关毅力、好奇心、目标设定和求助行为的新加坡数据），欲缩小不同文化、社会、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学术表现差距，应该是靠针对性的教育资源投入，如支援弱势家庭学生、提升教师素质、在日常学习中加强学生心理韧性等，才比较可能确保所有学生（而不只是表现优异者），培养继续学习和适应所需的韧性与动力。这也和经合组织在2025年12月发布的《思维模式与学习：相信个人成长如何与成就相关联》报告的观点一致。
“少年智则国智”——学者梁启超这句话，足以概括这些PISA报告的重要意涵：少年聪明智慧，国家就会聪明智慧，进而富足、强盛、独立、自由和进步。
作者是马来西亚蒙纳士大学客座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