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每早拉开窗帘，外面都是雾蒙蒙一片；一开门就是呛人的烟味直冲鼻腔。新加坡对空气管控苛刻到限制家用外排式油烟机的安装，更不要说本地带顶盖的场所都成了禁烟区。
讽刺的却是，烧芭的是芳邻，千防万防，也防不了千里之外的任性。吸几年的灶头烟火或二手香烟，恐怕也比不上全民都无从躲避的、带有亿万年泥炭地味道的免费烟气。对方每年烧得理所当然，倒是我们被动受害方却总要看他人脸色，只能多拜雷公电母，祈祷雨季快来。
本区域跨境烟霾问题时日久远，希望不要成为常态化的危机。不然，号称花园城市的新加坡，旅游业与投资都会受影响；国人的健康更面临重大威胁。因此，跨境烟霾就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与法律议题。
东南亚地区的定期林火是世界罕见的，主要是因为这里拥有全球约56%的热带泥炭地，非常不幸的是它又具有潜在的商业价值。企业或农户可以“刀耕火种”地快速清理土地，用以开发棕榈油、橡胶与纸浆木材种植业。虽然肥了他们，却会造成区域内极为重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损失。
照理说，跨境环保是有国际先例可以参考的。早在1960年代，科学家就研究欧洲严重的酸雨问题。它不仅摧毁森林，杀死鱼类，也威胁整个北半球的生态系统。研究后发现，这些空气污染物的排放往往在千里之外。为此，欧洲国家共同决定合作，以减少空气污染，故于1979年签署《远距离越境空气污染公约》（Convention on Long-range Transboundary Air Pollution）。这也成为国际环境立法的典范，并且有效缓解欧洲的跨境酸雨问题。
这件事的成功可归结为多个方面：一是各成员国间形成强有力的科学共识机制，成员国在排放清单和技术评估上具有高度透明度；其次是形成具备一定约束力的司法与仲裁机制；第三，我认为是欧洲各国的社会经济与文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并且酸雨的受害方更为广泛平均，因此使这项公约具有得以逐步落实的推动力。
相比之下，亚细安国家确已于2002年就签署《亚细安跨国界烟霾污染协定》（ASEAN Agreement on 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却始终带着浓厚的亚细安色彩：即不能干涉内政，凡事总得商量着慢慢来。因此，这项很大程度上依赖自觉的协定，就一如既往地不那么有效。更何况，若干国家也并不热衷于控制烟霾问题：像烟霾的重要策源地印度尼西亚，就迟至2014年秋方才签署协定。因此就有人怀疑，印尼既无控制此问题的能力，更缺乏解决问题的主观意愿。空有这个协定，到最后也只能重走协商、对话加形成口头共识的旧路。当跨境污染再次发生，依然走不出那个“找不到人负责，没有人有能力追责，也没有污染者会付出代价”的旧圈。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正凸显东南亚与欧洲的重大区别。
东南亚拥有全世界最不平衡的社会发展水平。作为相对欠发达的印尼，自然不愿意放弃短期的经济效益，去解决一个污染邻国的问题。因此，为了找寻其他治理上的路径，新加坡于2014年通过《跨境烟霾污染法令》（Transboundary Haze Pollution Act），它的关键点在于，针对目前跨国企业众多的情况下，绕过主权国家，对他国境内烧芭污染的企业提起诉讼。这对于那些在新加坡这个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有商业存在的企业，就有不小的威慑作用。然而，同样面临烟霾治理困境的马来西亚，却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无法与新加坡保持统一步调。
我们衷心祈盼这一次烟霾能够尽快消散，否则新加坡还可以考虑继续推动法律与治理手段，比如将环境责任进一步提升至“供应链合规”。那些在新加坡有商业存在的跨国企业，应定期披露与参与烧芭的油棕、橡胶、纸业等跨国企业的业务往来“环境合规”。这样方能让每一分流向烧芭企业的资金，都承担导致新加坡严重污染的“环境溢价”。
作者是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