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近期进一步提高生育奖励，为每名孩子提供最高达7万元的支持，确实值得肯定。对于年轻父母而言，养育孩子是一项长期而沉重的经济责任，政府给予更多援助，无疑能够减轻他们的负担。
然而，根据过去20年的经验，单靠经济激励，恐怕仍难以扭转新加坡长期偏低的整体生育率。新加坡2025年的整体生育率初步数字降至0.87。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或许应该思考：除了给钱，生育政策是否也须要从制度和选择的角度，寻找新的突破口？
作为一名在本地从事辅助生殖工作20余年的临床胚胎师，我认为，其中一个值得重新审视的领域，就是辅助生殖技术（ART）的法律与制度框架。
目前，新加坡的生育政策主要围绕已婚夫妇展开，包括试管婴儿（IVF）的政府共同资助。与此同时，选择不要孩子的夫妻，我们当然也应该尊重他们的个人选择。
但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群容易被忽略的人：他们没有伴侣，或者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结构，却非常希望成为父母，并且愿意和有能力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
这里须要澄清的是，新加坡今天面对的已经不是“要不要支持单亲家庭”的问题。现实中已经存在许多单亲家庭，政府也通过医疗、教育、托儿以及儿童发展户头等不同方式，为这些家庭及孩子提供支持。
换句话说，新加坡已经承认并支持现实中存在的单亲家庭，但在生育政策和辅助生殖政策上，婚姻仍然是获得辅助生殖服务的重要前提。
这就产生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果社会已经接受单亲家庭的存在，并愿意支持单亲家庭的孩子，对于一名经过充分咨询，具有稳定生活条件，能够承担养育责任，同时又明确希望成为母亲的未婚女性，我们是否也应该重新思考她获得辅助生殖服务的资格？
目前新加坡的ART政策仍以已婚人士为对象，包括IVF以及使用冷冻配子进行生育。这种制度安排有历史、伦理和社会文化背景，我完全理解政府在维护家庭制度和儿童福祉方面的谨慎。
但政策也须随着社会现实改变而不断检视。
新加坡过去的经验其实已经说明，审慎监管与创新发展之间须要取得平衡。严格治理是新加坡的优势，也是我们的品牌，但如果监管过于僵化，也可能让一些医疗技术的发展落后于国际临床实践。
新加坡的黄荣业教授团队曾经是亚洲辅助生殖技术发展的先驱。1983年，新加坡竹脚妇幼医院诞生亚洲首名试管婴儿；1988年，国大医院通过小组卵受精技术（Sub-zonal Insemination，SUZI），迎来世界上第一个使用这种微注射技术诞生的婴儿。这些成就说明，务实、审慎而又具有前瞻性的监管环境，可以让新加坡走在医学创新的前沿。
近年来，一些先进的辅助生殖技术，包括胚胎植入前基因检测（PGT）和卵母细胞体外成熟（CAPA-IVM），受到较严格的监管，也使部分本地夫妇选择到海外接受相关治疗。对于一个长期强调医疗创新和国际竞争力的国家而言，这个现象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当然，放宽ART政策并不意味着取消监管，更不意味着鼓励任何人轻率地选择单亲生育。儿童的权益、医疗安全、心理准备、经济能力、法律责任以及社会支持，都应该纳入严格的评估和规范之中。
但我们是否可以把讨论从婚姻与否，进一步延伸到是否具备成为父母的条件？
婚姻当然仍然是家庭制度的重要基础，但婚姻是否必须继续成为获得辅助生殖服务的绝对前提，是一个值得社会重新讨论的问题。
政策改变，并不意味着否定过去；恰恰相反，它往往意味着社会已经发生变化。
新加坡过去也曾在经济、社会和法律等领域，根据国家发展的需要逐步调整长期存在的政策。今天，鉴于人口老龄化、生育率持续下降，我们或许也可以用同样务实的态度，重新审视辅助生殖政策。
如果我们已经承认并支持现实中的单亲家庭，下一步值得思考的，也许就是：在保障儿童权益和严格监管的前提下，我们是否应该让“婚姻状态”和“成为父母的机会”之间，不再是一条完全不可跨越的界线？
这或许不是一个简单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法律、伦理、家庭观念和人口政策的社会问题。但我相信，愿意认真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更加开放、成熟和面向未来的新加坡所需要的态度。
作者是资深临床胚胎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