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的夕阳伴随嶙峋波光晃荡，是千万年不变的醉人景致；轮番摆拍的游人是当代产物。群岛、舟船与时而高涨的河道，构成今日威尼斯的浪漫、热情与脆弱，很容易让人忽略它曾经长期富强的威武史。
今天的威尼斯不过是意大利东北部的一座小城市，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在1912年出版的同性恋意识名著《威尼斯之死》中，这样描述这座水乡：“威尼斯是一种奉承人的，具有嫌疑的美——这是一种半是童话故事，半是游客陷阱的城市。”更早之前，浪漫主义诗人雪莱、拜伦等美化威尼斯的文学家不计其数，甚至把它写得像天上人间。1867年，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展开长途旅行，跨洋到访，却大失所望，于是在1869年出版的游记《傻子旅行记》中大吐苦水，大有为美国读者澄清文学家笔下“谣言”的意思。他指出，在烈日下的威尼斯不但处处破败、脏乱，而且浑浊的运河臭不可闻。此外，闻名的贡多拉必须根据政府规定漆成黑色，马克·吐温直觉那是一艘艘的水上灵车，船夫尤其都穿得像乞丐，更没有咏唱诗歌的浪漫，却表现索要小费的贪婪。
但他毕竟也替威尼斯讲了平衡的话：“在白天的强光下，威尼斯几乎没有诗意可言；但在仁慈的月光下，她沾满污渍的宫殿又重新变回白色，破损的雕塑隐入阴影之中，这座古老的城市似乎重新戴上了五百年前属于她的宏伟桂冠。”
今天，臭味几乎已经消散，但破败感隐藏不了，唯有月光映照下的圣马可广场，静谧中依旧释放马克·吐温感受到的千年恢弘。
威尼斯的共和政体延续1100年，是人类史上最长的（不算迷你国家圣马力诺）。它在19世纪前夕的1797年来到命运的十字路口，面对法兰西军队与奥地利军队在共和国大陆领土的威胁，长期奉行的外交中立难以为继，也无法靠拢任何一方，更无力与两强开战，议会在激烈争论后决议结束共和国政体。法军轻松入城。失去命运自主权的城邦，在后续几十年中多数时候为奥地利所控制，直到第三次意大利独立战争后，才摆脱屈辱命运，在1866年10月21至22日的全民公投中，以64万多票的几乎100%赞成比率，决定加入新成立的意大利王国。标记当时投票结果的历史牌匾，至今仍高悬威尼斯总督宫内。
威尼斯议会作出放弃千年“祖宗基业”的决定，是明智还是窝囊，至今仍是威尼斯共和国覆亡史上热议的题目。你可以说最后一任总督马宁所代表的妥协派是知己知彼：共和国已经虚弱太久，面对的却是还未满28岁、屡战屡胜的法兰西将军拿破仑，放弃抵抗可以保全人民与国土免于屠戮；然而，反对派留下的悲愤也不是没有道理，总督宫内许多大幅画作都说明那曾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军事强国，但当时除了在一些大陆城市与法军发生零星战斗，中央政府不曾组织起一场足以保卫国家的全面防御，连奋力一战的决心都没有。
威尼斯的兴盛始于西罗马帝国覆灭前后，意大利东北部居民逐渐避居潟湖岛屿，以海洋隔离陆地躲避战乱。经过长期发展，居民在7世纪后期选出第一任总督（Doge），开启共和政体。9世纪初，政治中心迁至里亚尔托群岛，形成现代威尼斯的核心。处于西欧与拜占庭帝国的交汇处，威尼斯逐渐建立地中海东西岸的转运中心地位，拜占庭皇帝授予威尼斯商人广泛的贸易优惠及关税豁免，更进一步推动威尼斯的商业扩张。当时的威尼斯人雄心万丈，不但建立庞大的军械库和高度组织化的造船体系，成为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最大的工业复合体之一，还发展出自己的商业和军事体系，势力范围一度从阿尔卑斯山南麓延伸到爱琴海。
共和政体本来当以有容乃大为原则，但几代人的强盛让威尼斯人产生保护主义心理，14世纪初的“大议会封闭”成为历史转折，大议会成员的资格逐渐变为世袭贵族的特权，新兴商人阶级难以进入权力核心。后来，贵族也透过限制措施，垄断最赚钱的船队贸易，而曾经推动共和国繁荣富强的开放型契约遭到限制。可想而知，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下降，有冒险精神的商人让位于封闭的贵族阶级，商业与政治机会向既得利益集团集中，政治上保守封闭的性格日益显著。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文艺复兴大爆发加上大航海时代降临，激发追求财富的重商主义精神与商贸环境兴起，越来越多国家绕过威尼斯开辟新航线，更多城邦加入贸易竞争，威尼斯共和国的反应却陷入僵化迟滞。雪上加霜的是，奥斯曼帝国打败拜占庭，斩断威尼斯在地中海东部的贸易优势。
既得利益集团对政体的垄断，导致共和国面对国际大环境的巨变时，失去及时应变能力。威尼斯作为贸易中转的地理优势快速消失，处于以实力和军力说话的大时代，威尼斯人空有辉煌历史，却在别人的进步中节节后退。
威尼斯共和国开启长期以共和政体作为自我认同的国家典型，这是它对人类历史的贡献，却无力应对世界大变局，终至让国家终结在贡多拉的摇摆声中。纵然史学界在政体僵化对于亡国导因要负多少责任这点很有争议，但放眼当下浑浊的时局，实在有不少值得深思的教训层面。
（作者是《联合早报》高级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