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革命老区”的巴黎，今年的街头示威无休无止，还蔓延到德国等邻近国家。这次法国人的示威当然仍有缘由，从最初的政府决策失误，导致教育资源短缺及分配不公，加上这么多年极为优渥的福利制度与经济现状间严重脱节，经济不景气只能削减公共开支，生活费又接连上涨，一环套一环，民怨沸腾自然可以想见。往深处分析，法国同样染上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痼疾：阶层固化、族群矛盾，再加上大量移民即便多代生活在法国，在身份与宗教认同以及价值观上，与本土传统文化依然存在巨大隔阂。如此剧烈的社会分歧，终将导致政治上的极化与动荡。
即使上街示威非为无因，但人们最终看到的仍是百年古建筑被焚毁，无辜商店被洗劫，正常生活秩序被扰乱，以及对法国经济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各国无数历史例证都表明，极端暴力永远不能带来问题的解决方案，只会让全体民众陷入更深的灾难。
法国政治中的街头示威有深厚历史渊源，长期扮演着独立于传统代议体制外的权力制衡与民意表达渠道，甚至在不少时候可以直接颠覆建制。远的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几十年前的，像部分左翼激进学生和知识分子把特定极权主义领袖当图腾的1968年“五月风暴”；最近的则有2005年秋的骚乱、2018年至2019年的“黄背心”运动、2023年养老金改革示威，直到今天又来一轮。这当然与法国思想界数百年来对于民权、自由的追求与对思想压迫的警惕有关，民众始终把保有监督公权的权力，随时提出抗争，当成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但现实中，法国人却面临巨大的无解问题。2005年的骚乱，已经凸显种族与移民议题是社会动荡的现实根源。此外，大众与精英间的鸿沟也日益扩大，从而导致民众对政治本身极为敏感，却对主流政党表现出疏离感，因此热衷于走上街头的“直接民主”。
他们示威的理由日益多元，组织形态也五花八门。仅以最近十来年间的示威来看，既可能是网络串连起来的草根运动，以反对燃油税上调与生活费上涨问题恶化；也可能是由工会联合行动，反对政府将法定退休年龄延至64岁；从2024至今年初，每年都有农会组织起拖拉机“围城”，抗议生产成本上涨、贸易协议冲击等。边缘族群聚居区，又不断爆发谴责“警察针对性歧视”与“司法不公”的暴动。
政治制度设计缺陷
之所以如此，也是由于法国政治制度的设计缺陷。戴高乐在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时，因为极度厌恶第四共和时期的党派林立与国会扯皮，为加强总统行政权，设计了绕过议会的宪法机制，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958年宪法第49条第3款。此后，过去那些本应艰难的多方博弈，就在立法过程中被简化为一次次的绕道。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则是崇尚自由、族群多样性的法国文化，因此在社会诉求日益多元、利益群体博弈复杂的情况下，当常规议会立法程序失效时，街头抗争就很自然被引入权力角逐场。在此背景中，街头示威就不再仅仅是表达异议的工具，而成了参与式的制度性补偿。在总统极度强势、政策缺乏社会共识与协商合法性的情况下，民众的暴力就被视为具有某种“合法性”了。
代议制社会的成功，其实需要多种政治合力的共同努力与相互妥协。其中除了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外，政党、工会及其他社会组织不仅是各方利益的代表，更应起到相互协商的“减震器”功能。因为它们要负责将不同利益方的诉求，化作可以同其他方进行谈判，并在必要时作出妥协的可行目标。相互妥协，兼顾各方利益，是民主社会的最大优势之一。
但在法国，无论国会、政党、工会等社会中介性结构，都面临失去协商能力的不利局面。它们只负责宣泄愤怒以达成自身目标，因为在行政权独大的政治版图中，针对总统及其权力象征的负面情绪发泄，才是获得自身生存与权力的基础，“推动”社会动荡以实现党派与群体利益，才更符合其政治诉求；所以，法国社会的社群撕裂并非政治动荡的原因，而是后者水到渠成的结果。
在国家权力多极的情况下，一旦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直接站在大多数社会诉求的对立面，且总统行政决策总是能够通过宪法机制绕过国会，却缺乏足够的社会协商与认同时，民众的攻击目标当然就是巴黎官方。今天法国的政治冲突，很大程度上即源于制度工具已无法有效处理极化社会下的多元利益诉求，从而导致社会将压力从代议制体制内推向体制外。法国今日无法停歇的示威，可以说是在制度反馈失效后的一种极端政治表达，一切根源则可能都要追溯到第五共和制度设计的最初一刻。
作者是本地文史爱好者、宗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