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几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似乎都呈现某种值得留意的模式，反映生活在现代开放社会的自由人必须警惕的趋势。以色列和巴西的全国大选、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以及法国的暴乱蔓延到周边国家，乃至波兰总统和总理就司法权的控制公开对抗，均让人感到时局不太平，且人们认识现实的工具已经不太可靠。
预测选举结果的民意调查，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失灵以来，除了本次的美国中期选举，好像还没能完全恢复公信力。根据民调预测，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和巴西总统卢拉都应该败选，然而结果正相反。虽然内坦亚胡领导的阵营只有53席，无法组织政府，但反对派联盟同样没能赢得过半的61席，只得48席。卢拉在第一轮投票中败给对手弗拉维奥·博索纳罗，但在第二轮决选中反败为胜，拒绝认输的弗拉维奥仓皇辞庙，流亡美国。
本次以色列选举的最大亮点，是阿拉伯政党可能成为下届政府的造王者。由于害怕内坦亚胡政府仇视阿拉伯公民的政策，阿拉伯裔选民投票率写下历史新高，拉姆党与“联合名单”组成的阿拉伯政党联盟赢得创纪录的19席，远超原本的10席。显然，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然而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卫报》和英国广播公司等，却毫不质疑地转述国际特赦组织及人权观察等非政府组织，散播以色列是“种族隔离国家”的不实指控，混淆国际视听。
同样的，在这些媒体的报道中，法国以及蔓延到欧洲的社会暴乱，主要是不满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的青少年群体引发，但对于自媒体上充斥着高举巴勒斯坦旗帜、高喊“真主伟大”，并打砸抢烧、与警察激烈对抗的大量中东裔蒙面青年的视频影像却视若无睹，让困扰欧洲各国的非法移民争议，无法被公开正视和理性讨论。
这些乱象表明，现代开放社会的自由公民如果缺乏基本的事实认知和共识，就会沉溺于各自的情感同温层，陷入原始的部落主义，非但对社会真相莫衷一是，更因为认知分歧而把立场相左的同胞视为不共戴天的仇寇，害怕对方一旦掌权就会国将不国。波兰的政治冲突，体现的或是类似病态。这种严重的心理焦虑必然影响个人判断和行为，从近期各国选举的超高投票率可见一斑。这种政治虚火只能说明国家的民主政治健康开始亮起红灯。
源自西方历史进程的现代国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基座是建立在身为政治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拥有根本的价值观共识。在二战后接受和践行这套假设的社会，大多数都能够让共同体内的成员，享有较高和安全的生活水准。然而，从当前不少开放社会的乱象观察，这些共识正逐渐松动甚至部分瓦解，导致政治共同体内部发生严重的撕裂，过去正常的政治意见不同，演变为水火不容的对立。
背后的原因错综复杂，西方有识之士纷纷提出各种理论予以解释。曼哈顿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亨德森（Robert Kim Henderson）提出“奢侈信仰”概念，指那些由富裕、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阶级所倡导、传播的观念或主张，如贬低一夫一妻制和传统家庭结构、主张削减警察经费、以平等之名反对绩优主义（meritocracy）。亨德森批判说，“奢侈信仰”是社会精英新的身份标签，彰显他们的道德优越感、进步性或知识水准，但他们因为自己的经济和社会特权，又能免于这些信仰实行后的恶果，底层民众则是最终受害者。
进化心理学者萨阿德（Gad Saad）在著作《寄生思维：传染性思想如何扼杀常识》提出“思想病原体”（Idea Pathogens）或“寄生思想”（Parasitic Ideas）的概念。他认为，这些观念如同生物学上的寄生虫，会侵入并改写宿主的大脑与行为，导致理性和常识失效。例如学术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就否认客观真相的存在，认为一切都是主观建构，宣称“没有客观事实，只有不同叙事”。既然没有客观事实，不同意见就无法在同一个基础上交锋，导致各说各话、难以妥协的困局。英国作家奥威尔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传神地予以注解：“有些观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知识分子才会相信。”
无论原因为何，基座松动后的现代开放社会难以再如常运作，也就出现当前各国发生的各类社会与政治乱象。开放社会的敌人则落井下石，利用社交媒体及人工智能推波助澜，对自由公民发动各种指鹿为马的认知作战，进一步加剧基本共识的瓦解并让对抗情绪变本加厉。当越来越多人因为焦虑、恐惧而不安时，就容易被情绪取代独立思考的能力，误把原本想象的共同体成员错当敌人，开放社会于是难以为继。
享受自由文明生活的现代开放社会成员，因而必须意识到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所潜藏的软肋，拒绝被恐惧操控，认真对待公共课题，为后人的幸福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行动。
（作者是《联合早报》言论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