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与家人一起看了两部新加坡电影，看完委实有拍拍自己肩膀的兴奋与实在感。正是这两部本地电影，在今年好几个国际影展的最高殿堂里，留下可喜可贺的美好印记。
2月，陈哲艺的《我们不是陌生人》入围柏林影展主竞赛单元，乃首次有本地电影角逐金熊奖，改写本地影史；6月，新加坡首部中英语历史动画长片、新加坡导演韩蕴光与西班牙动画界泰斗劳尔·加西亚（Raul Garcia）联合执导的《沧海琴声》（The Violinist），在素有“动画界奥斯卡”的安锡国际动画影展，捧回最高荣誉“水晶奖”，以及“SACEM最佳原创长片音乐奖”。同时，在刚刚公布的第19届亚太电影大奖入围名单里，《我们不是陌生人》女主角杨雁雁也获得“最佳表演奖”提名，而《沧海琴声》也入围“最佳动画长片”。前者写实，说的是眼下的组屋人生；后者动画，讲的是战火中的南洋往事。这两部电影，几乎在同一年把新加坡的第八艺术端上世界的大银幕及颁奖台。
我希望这不是巧合，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索、磨练和尝试，或许新加坡电影开始找到有自己特色的讲故事方式。
《我们不是陌生人》，是导演陈哲艺“成长三部曲”的终章，从《爸妈不在家》到《热带雨》，成长历程经历13年——是剧中角色的成长，似乎也可看成是导演的成长（是他20岁、30岁和40岁的作品呢），甚至取景岛国的成长（our coming of age）。这一次，陈导把镜头对准一个单亲父子家庭：父亲文杰含辛茹苦，独力抚养儿子俊阳；一场意外，让俊阳与年轻女友被迫提早长大；父亲也另结新欢，两场婚礼和两个女人的加入，重新搅动这个本就脆弱的家。大家必定先注意到耐人寻味的片名——中文叫《我们不是陌生人》，英文却刻意叫“We Are All Strangers”（我们都是陌生人），两个意思截然相反，制造悬疑和趣味性：这世上，人与人本是陌生的，但正因为选择靠近，才成了不是陌生人的家人。
这正是陈哲艺对深刻的人性和幽微的人际关系的一贯关怀——他镜头下的新加坡较少看到繁华的滨海湾天际线，而是平实的组屋底层和邻里咖啡店，还有三房式客厅里的沉默，以及夹杂着方言、华语与英语的日常空间的喧嚣。
《沧海琴声》则完全是另一种气象。这是历经10年创作的新加坡首部历史动画长片，故事从1930年代的新加坡说起，两个自小相识、都醉心小提琴的挚友凯与菲，被日军侵略马来亚的战火硬生生拆散。凯投笔从戎，从此杳无音讯；菲则带着那把琴，走遍战后的东南亚，一边演奏，一边寻人。全片以手绘动画呈现，由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支持，本地制作公司联合西班牙与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200多位创意人共同完成。导演之一的加西亚，是曾参与迪士尼《阿拉丁》《狮子王》的资深动画人，所以制作团队可谓高度国际化。这部电影聚焦的是渐被淡忘的、二战阴影下的新加坡——那段历史，本地大银幕较少触碰，更遑论以手绘动漫来表现。
在今年的国庆群众大会上，黄循财总理更是点名赞赏这部动画片为国争光，并肯定它所带出的国人团结一心维护价值观的重要意义。
什么才算是“家人”“归属”？
把这两部电影摆在一起来看，除了主要都是新加坡制作，我以为两者还有一个最核心关键的共同点：它们都在质问同个终极关怀——什么才算是“家人”，什么才算是“归属”？《我们不是陌生人》里，血缘之外的人，因为选择留下、和解而成了家人，成为一个现代或许越来越常听见的“重组家庭”；《沧海琴声》里，血缘之外的两个孩子，因为一把琴、一段情谊，终生未结婚，用一生去守候彼此的下落（抱歉在此剧透，欲保有新鲜感的读者不妨跳过下面这句：最后终于重逢，甚至以共同所戴的戒指暗示终成眷属）。
两部电影都不仅仅把新加坡拍成一块漂亮绚丽的布幕（但我也真的看到新加坡日常的、细腻的美），而是把这座岛屿置于时代洪流中，拍成一有血有肉、有笑有泪的角色——里头有阶级的落差，有战争的伤疤，有和平的渴望，也有小人物在夹缝里，依然选择去爱，去等待的韧性。“有情有义”似乎可以成为这两部电影的共同注脚，也都可以算是为岛国写给这个时代的一封情书。感谢国际影展和国际观众都看到两位新加坡导演的“温暖“和“浪漫”——而且是正视，不是猎奇式的浮光掠影。
当然，两者也存在巨大差异性。最显而易见的是形式：一部是（几乎/比较）不加修饰的写实主义表现手法，长镜头、平视镜头、生活流、接地气的场面调度（Mise-en-scène），甚至偶尔逼近纪录片的质感（如炒福建面的过程、漫无目的的巴士旅程、挂满国旗的组屋和政府大厦前的国庆庆典）；另一部是手绘动画的史诗调度，用光影与色彩和不同的绘画媒介（如利用偶尔出现的切片式铅笔素描，来交待历史事件与营造氛围），去重现一个已经消失的年代。其次，也是我以为最值得琢磨的一点，即语言的选择，恰恰走了两条迥异的路。
在《我们不是陌生人》里，福建话、华语、新加坡式华语Singdarin、英语，特别是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的频繁夹杂（甚至故意在一句话里头多次进行多种语码转换），看似随机，但是我认为导演设计谁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几乎都是有讲究的。咖啡店婚礼上，摊主和客人之间家常用的是福建话和新加坡式华语，那是最贴身、最接地气的语言模式；教堂、高级酒店或其他正式体面的场合，才切回英语。这种语言的流动，本身就是新加坡社会的写照，不须要一句台词解释，本地甚至国际观众也都能感受到人物的出身与处境。这是“在地”最草根、平实的证明——不单单是取景于狮岛，而是这座城市岛国说话的方式，被原原本本地搬上大银幕。
《沧海琴声》则作了另一个选择：原版以（标准）英语创作，后来才另外配制华语版本，让不同世代、不同语言背景的观众更贴近“声音温度”，能各自找到入口。这应该是一种很务实的，也是很“新加坡双语”的考量——动画要走向国际市场，标准英语或是最通行的钥匙；但回到新加坡本土，配上华语则能照顾到不谙英语的年长一代，当然也更呼应片中那一代华人移民的语境。当然，这部动画片还有一个似乎更重要的全人类的语言——音乐。通过曾获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的本地音乐大师何国杰的配乐、60人的专业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三位出色的新加坡小提琴手“用小提琴演戏”，完美演绎出戏中的经典台词——“小提琴是世界上最接近人类歌声的乐器”。音乐，在这里成为灵魂的语言。两部电影的两种语言策略，当然没有孰高孰低，却道出新加坡电影必须长期面对的思考：如何走出这个小市场，在“说给世界听”与“说给自己人听”之间，找到不必牺牲彼此的那座桥。
两部电影各自填补不同留白
从新加坡电影史的位置来看，这两部电影各自填补不同的留白。陈哲艺自《爸妈不在家》拿下康城影展金摄影机奖，可以说让新加坡社会写实主义作品在国际影坛更被看见。《我们不是陌生人》是“成长三部曲“整整20年来走到今天的总结，据陈导说，可能是他在新加坡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因此更添一层告别的分量。《沧海琴声》的意义，在于它首次通过动画历史剧这个长期在岛国被忽略的类型（当然也因为资金筹措的困难），不回避二战和日据的严肃历史叙事，在包括日本艺术家在内的国际共制的模式下，把制作规格拉到世界水准。这是电影类型上的突破，也是产业模式的正面突围：它不只靠本地资金和团队，而是联合国式的跨国合作，同样讲出一个非常“新加坡”的故事。
如果真要问新加坡电影接下来该往哪里走，我以为答案绝对不在于二选一，而在于让上述两条路继续并存，甚至彼此借力，开辟出更多兼顾本地特色和国际市场的路径，甚至创造出“少有人走的路”（the road less travelled）。我们在电影院里头为这两部电影流下的热泪，见证新加坡电影的新尝试和新高峰。走出电影院见到身旁大量还可以被讲述的故事，让我更是衷心期盼接下去迈开脚步的新方向——让更多新加坡的故事被认真讲述，让世界被我们打动。
作者从事语文教育和本地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