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那么纠结于英语的学习和教学。最近，一位数学背景的考研辅导名师汤家凤和著名媒体人胡锡进关于英语教学的地位和权重的辩论，把这个近几年来已被反复关注的问题，再度变成中国的舆论焦点之一。简言之，汤家凤认为英语是工具，而中国人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学习一门和多数人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关联的外语，不如降低在教学体系中的权重，转而加强历史学习；胡锡进则认为英语是重要的国际学术交流工具，不仅应该学，还应该学好，对英语学习不应该意识形态化。
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认同胡锡进的立场，并且觉得，汤老师关于英语只是一种“工具”，能用就可以的说法，本身存在逻辑漏洞，因为作为一种承载文化、思维方式，各种规则和不规则语法现象，而且和汉语区别很大的印欧语系语言，英语如果没有经过深入和有效的学习，并不是说“用”就能“用”的。
当然，在个人立场之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梳理一下在这场辩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嬗变。毕竟，有过中国生活经验的人，大概都经历过来自美国的“英语九百句”、来自英国的“跟我学”和“新概念英语”掀起的英语学习热潮，以及本土的李阳“疯狂英语”中折射的文化焦虑。“疯狂英语”实践似乎基于一种前置的文化假定：中国人的英语没有学好，是因为个性（民族性）羞涩内敛，阻碍作为交际工具的英语在现实场景中的应用，因而学习者须要首先放开个性，放飞自我，“疯狂”起来。这种思路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痼疾，乃至对“国民性”的自省和批判，是有关联的。
对英语学习的纠结似乎更剧烈
时至今日，上述英语学习资料和方法都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越来越多中国人早已走出国门，很多人拥有海外旅行、留学、定居的经历，但中国人对英语学习的纠结和立场对峙，却似乎更加剧烈。笔者基于对社交媒体上的文章，特别是跟帖评论的解读，大致梳理一下这一轮论辩所体现的相关立场，供有兴趣者思考其中折射的社会变迁和关注焦点。
在支持英语学习的人当中，第一种立场是认为英语学习是维系中国的对外交往，打开文化视野，获取各种思想资源，乃至对抗愚昧和封闭的重要途径。这种立场实际上延续1980年代以来的启蒙和全球化理念，主张中国持续推进和维持对外开放。持这种态度的人，对全球化和中国融入全球秩序仍然抱持信念。笔者拟把这种立场名为“世界主义”。
第二种立场则在上述基础上稍有退后，更偏向于认为，不论“启蒙”和“融入”全球化图景在今天还有没有意义，英语在现实中确实是尚未被任何语言取代的通行语言，在全球技术研发、学术产出和交流、经贸实践，以及各类互联网文献中，仍然占据几乎不可撼动的主宰地位。即使没有启蒙主义的高远目标，即使在政治上不认同美国和西方，也必须承认和尊重英语的实际地位。这种相对折衷的立场，笔者称为“现实主义”。
在质疑英语学习的人中，第一类人随着中国崛起而逐渐走出上世纪对英语世界的膜拜，自觉地和英语热保持距离甚至持批判态度。这部分人对于英语所表征的英美文化“霸权”更为敏感，认为全民学英语，只是不平等的全球权力关系的结果，只要中国足够强大，其他国家的人就会来主动学习中文，而中国人应该更积极提高中文的“影响力”。
笔者一位长期持类似“反霸”立场的友人，最近就在微信朋友圈表述这样的观点：任何人在社会人文领域的表达，“用母语当然要流畅得多，准确得多，细腻得多。相反，用英语表达，即使能达到合格的水平，也不可能像母语那样自然而然，准确真切……在社科领域，如果英语成为单一语言，只会大量抹杀人类真实的历史和生活经验，代之以英美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这种立场，笔者认为可以称为具备明确文化自觉意识的民族文化本位主义，和南方理论对本土经验、本土思想的重视合拍。
质疑英语教学的第二类人，可以说是抱持另一种现实主义，一方面认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基本上不用英语，英语学习是一种小众需求，另一方面对英语学习进行“成本—效益”评估，认为与中国教育界和学生在时间、精力、资源上对英语学习的大量投入相比，学习效果并不显著，很多人在学习英语多年后，仍然处于不能应用的尴尬境地。在这种学习和应用、投入和产出严重失衡的状态下，这部分人认为大规模和高强度的英语学习，是在白费时间和精力。这种立场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心理折射，更多指向学英语不值得这个计算。
上述这种计算又导向第三类批评，即针对中国英语教育脱离实际和“无效”的集中批评。
这一观点似乎拥有相当多支持者，他们未必在批判英语文化霸权，也不试图论证英语本身有无价值，更多是宣泄对中国英语教育有效性的不满和失望，认为中国学生学的英语基本上没法和外国人交流，或即使研究生也看不懂更不愿看英文资料。持这种观点的人，更多是针对英语教育法，并由此认为不值得过度投入。笔者把这部分论者叫作效用主义者。
在第四类批评中，论者认为，英语学习实际上关乎中国内部的社会分层和社会向上流动。英语学习让平民子弟获得一技之长、事业助力和走向世界的通道，而降低学校英语学习的重要性，将关闭这一渠道，却无损于有资源的精英子弟继续深耕英语。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在教育和测评中对英语口语的不适当强调，也含有对资源较少的弱势群体的排斥。
这一观点带有相当的社会学意味，大概可以叫作平等主义立场。
在笔者看来，这轮论战的两位主角中，汤先生及支持者的立场，似乎是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效用主义的混合，而胡先生及支持者体现的是世界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混合。二人论辩引发的全网激辩，则再一次折射当下中国文化思潮的多元和混杂。
作者是美国历史学者和时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