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经历数次重大转型。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分别领导西方和东方两大阵营进行对抗；苏联解体后，美国取得前所未有的全球优势，形成长期的单极霸权。中国崛起，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战略界一度出现以“G2”概括中美加强全球治理协调的主张。中国则明确拒绝以G2界定中美关系，继续强调多边主义和世界多极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揭开新一轮国际秩序调整的序幕。一方面，美国更加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特朗普以“美国优先”和交易主义重新审视与传统盟友的关系。拜登政府则继承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判断，却改变竞争方式，重新强化美国与欧洲、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友和伙伴的协调，使中美竞争呈现越来越明显的集团化色彩。
特朗普第二任期再次改变这个进程。在对华施压未能迫使北京作出根本性战略让步之后，美国开始寻求在持续竞争基础上与中国建立某种战略稳定；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对盟友和其他国家的关税与安全压力，却进一步刺激这些国家降低对美国的依赖。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盟友开始“倒向中国”，但它们越来越须要思考一个问题：如果美国自身也成为不确定性的来源，是否应该拥有更加独立的对美、对华政策？
因此，特朗普的交易主义客观上正在侵蚀美国过去赖以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基础——盟友网络和多边制度，并为中国长期倡导的世界多极化创造新的空间。
然而，多极化本身并不必然产生秩序。
所谓多极化，首先描述的是国际权力的分布：世界不再由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占据绝对优势，而出现多个具有较强自主行动能力的力量中心。国际秩序则是另一个问题：国家之间能否形成相对稳定的规则、制度和行为预期，并在利益冲突时对权力的使用形成一定约束。
因此，从单极走向多极，并不意味着从旧秩序自然走向一个更加公平稳定的新秩序。
真正危险的可能恰恰是两者之间的过渡时期：旧有秩序的约束能力不断下降，新的多极秩序却尚未形成。权力结构变化的速度超过国际制度调整的速度，就会产生“秩序赤字”。
多极化对中国并非只有好处
近年来的战争、军事冲突、关税战、经济制裁、出口管制和产业补贴，都强化不少国家的这种不安全感。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增加军费、强化产业政策、重组供应链，并减少对任何单一国家的关键依赖。在新规则尚未形成时，国际政治甚至可能出现“强权即公理”的倾向。
这也意味着，多极化对中国并非只有好处。
美国维持盟友体系的能力下降，当然增加中国的战略空间。但真正的多极化不是简单的“美国下降、中国上升”，而是欧洲、日本、印度、亚细安以及其他中等强国的自主性同时上升。
这构成中国面对的“多极化悖论”：中国希望其他国家减少对美国的战略依赖，但这些国家真正获得战略自主以后，也必然希望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今天的欧洲就是一个例子。欧洲寻求战略自主，并不意味着离开美国之后倒向中国。
它既可能希望降低安全上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也可能通过贸易、产业和供应链政策降低对中国的关键依赖。日本和印度同样可能在加强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同时，坚持自己的战略自主。亚细安国家则普遍希望继续从中美两国获得经济和安全利益，而不愿被迫选边。
因此，中国支持的究竟是其他国家“摆脱美国控制”，还是各国真正拥有战略自主，是未来中国多极化主张能否获得广泛认同的重要问题。如果是后者，中国就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战略自主不仅意味着其他国家有权对美国说“不”，有时也意味着它们有权对中国说“不”。
这也使中国提出的“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面临一个比反对单极霸权更加困难的课题。
中国长期拒绝以G2定义中美关系，坚持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身份，并主张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治理中的代表性。这种定位有明显的战略连续性。但随着中国自身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长，中国已经不仅须要回答“世界权力应该如何分配”，还要回答“各国拥有的权力应该受到什么规则约束”。
这个问题在经济领域尤其突出。当前许多国家都在分散风险，发展本土产业和减少关键供应链对单一国家的依赖。中国当然有权维护自身产业发展和经济安全，但如果承认自身拥有这样的战略自主，也须要理解其他国家类似的经济安全诉求。真正要讨论的，是各国如何在产业安全、公平竞争和开放贸易之间建立可以共同接受的规则。
建设一个多极世界相对容易。只要美国的相对优势下降，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继续上升，欧洲和更多中等强国追求战略自主，国际权力就会自然趋向分散。
建设一个有序的多极世界却困难得多。因为它不仅要求旧霸权接受权力的相对下降，也要求正在崛起的大国接受规则和制度对自身权力的约束。
中国过去数十年的多极化主张主要回答一个问题：世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垄断权力。未来中国如果要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还必须进一步回答另一个问题：当权力真正分散到更多国家以后，各国应该如何约束自己？
从多极化走向有序多极化，这可能才是国际秩序转型中最困难的一段道路。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