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卷入又一场鲁莽的贸易战（这次的对手是邻国加拿大，既是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也是北约盟友），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尽管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多边贸易体系的主要缔造者和受益者，但在特朗普治下，美国却（至少在言辞上）将自己重新塑造成所谓不公平经济秩序的受害者。
特朗普的“受害者”叙事长期以来一直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动力。他在2017年的首次就职演说中誓言，他的胜利将结束“这场美国大屠杀”；八年后，他宣称重返白宫标志着美国“衰落”的终结。
近年来，这种论调已蔓延至欧洲的“特朗普式”极右翼势力。匈牙利前总理欧尔班曾将其政府2024年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时的官方口号定为“让欧洲再次伟大”，他赞扬特朗普政府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认识到欧洲“文明层面的衰落”。美国亿万富豪马斯克也在报纸评论文章中，以及在德国的德国选择党竞选集会上通过线上露面，表达同样观点。
西方衰落的观点并不局限于极右翼民粹主义者。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在发表他的2024年欧洲竞争力报告时，呼吁欧盟扭转局面，以避免陷入衰落的“缓慢煎熬”。由德拉吉和科技亿万富翁帕特里克·科利森（Patrick Collison）新成立的莱茵集团，虽然没有“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那种本土主义的歇斯底里，但也以类似的存亡攸关的措辞来阐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警告几乎从未具体说明究竟是什么在衰退。这一术语被用来描述两种不同现象。一种是绝对的——且很容易被反驳。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收入或预期寿命来看，美国人和欧洲人是否越来越糟糕？不，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另一种是相对的：西方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是否在缩小？是的，但这种情况已持续几十年。民粹主义者的障眼法，正是依赖于混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西方在全球产出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两大趋势。第一是收敛：较贫穷的国家一直在迎头赶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杰克·威利斯（JackWillis）和杨友的研究发现，尽管在1985年至1995年间，贫富国家的人均实际GDP以每年0.5%的速率呈现分化趋势，但此后这一趋势发生逆转；在2005年至2015年间，GDP增长率以每年0.7%的速度趋同。其次，西方国家的人口结构转型已走得更远。一个劳动力不断增长的国家，即使人均收入未增加一分钱，它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仍可提升。
这两种趋势都不意味着西方做错了什么，也不妨碍西方社会的生活水平继续提高。如果非要说的话，事实恰恰相反。
然而，有一个领域西方确实呈现衰退：地缘政治。相对GDP是国际实力的衡量标准，而实力与“零和”游戏的关系远比繁荣更密切。鉴于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大部分经济活动都集中在少数几个西方经济体中，一旦世界其他地区开始迎头赶上，相对实力的部分流失便在所难免。
相对实力的部分流失
试图利用这一转变的民粹主义者，得到国内真实存在的民怨的助推。尽管西方各国的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收益的分配并不均衡。例如，1970年代至2000年代中期，美国的工资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却飙升。更近些时候，在冠病疫情后，财富和消费的增长主要集中在富裕家庭。
这些动态（有时被称为“K型增长”）显示，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大部分人口的生活水平确实在下降。这并不等同于整个西方世界的衰落，尽管这种现象让其他国家成为民粹主义者的替罪羊——这些民粹主义者试图利用人们对收入和财富分配的正当不满，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政治领导人如何定义“衰落”，将决定他们所推行的议程。如果他们认识到，相对衰落可以与各地福利水平的提高并存，他们就能接受趋同现象，并寻求建立更适合多极世界经济的国际规则。但这条道路进展缓慢。它取决于西方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的那些国家的善意，而如今信任正日益匮乏。
另一种选择是将GDP视为一场零和博弈。这条道路虽然目前在政治上合乎时宜，但很可能导致几乎所有人都变得更穷。
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正是第二种做法的例证。作为一种旨在最大化美国收入的工具，它们荒谬至极；但作为一种旨在最大化美国相对于欧洲收入的工具，它们就显得合理得多。至少这是一个相连贯的目标，尽管这并非欧洲认为自己正在谈判的目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觉得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谈判如此令人困惑。如果欧洲以牙还牙地回应特朗普的霸凌手段，结果将是一场僵局，使双方都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将绝对衰退与相对衰退混为一谈，绝不仅仅是思维上的疏忽。衰退论滋养人们对贸易和经济增长采取零和思维的政治认同。但若拒绝选择这条虽艰难却更佳的合作之路，就可能意味着日后被迫接受它——届时零和逻辑将走完历史进程，引发重大危机，并迫使西方各国政府重返谈判桌。
从“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历史上新的国际秩序往往在灾难性战争之后才应运而生。若坐等下一次危机后的窗口期，那将是一种代价高昂且痛苦的方式，它让我们再次领悟这样一个教训：在正和世界中玩零和游戏，最终只会让所有人蒙受损失。
作者Carl Johan Dalgaard是哥本哈根大学经济学教授，曾任丹麦经济委员会主席；Mark Medish曾任克林顿总统任内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及财政部副助理部长，现任潘特拉（Panterra）战略咨询公司副主席
英文原题：The False Politics of Western Declinism
版权所有：Project Syndicate, 2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