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生活，我们每天其实都在与“多元文化”相遇。早晨到咖啡店，一桌人可以用华语、英语、马来语甚至方言交谈；走进邻里，一边是华族庙宇，一边可能是马来回教堂或印度庙；到了舞台，华乐、马来音乐、印度音乐与西方音乐，又可以在同一座城市找到自己的知音。我们习以为常，却往往忘了，这其实是新加坡非常珍贵，也非常独特的文化资产。多元文化，不只是新加坡的社会特色，更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因此，非常欣慰看到政府推出总额达2000万元的总统挑战“多元文化艺术项目津贴”。这笔资源的意义，不仅在于资助多少场演出、多少件作品，更重要的是，它为新加坡艺术界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能不能从“多元文化共存”，进一步走向“多元文化共创”？
这是一个更具挑战性，也更令人期待的阶段。过去谈多元文化艺术，我们很容易想到把华乐、马来音乐、印度音乐放在同一个舞台；一件作品里出现不同族群的乐器、服装和舞蹈，就称之为“多元文化”。这当然是一个开始，但不应该是终点。真正好的多元文化作品，不能只是“你一点、我一点”的拼贴，而必须经过深入理解、碰撞、消化，最后形成新的艺术语言。这需要时间，更须要研究。
所以我一直认为，除了资助作品本身，我们也应该资助作品诞生之前的那一段路。未来是否可以设立一个“多元文化采风研究基金”？让作曲家、编舞家、导演、艺术家、策展人和学者，可以深入新加坡不同社群，走到东南亚甚至更远的文化源头，进行调查、采风、访问、记录与研究。若没有深入，融合很容易流于表面；没有理解，创新也可能只是形式。
要创作新加坡的多元文化，首先必须读懂新加坡的多元文化。这更应该从年轻一代开始。如果多元文化真的是新加坡的基因，它就不应该只在国家庆典或文化节出现，也应该进入我们的课堂。
我们可以进一步把不同族群的文化、音乐、舞蹈、戏剧与艺术传统，融入学校文化课程，甚至音乐特选课程之中。学习华乐的孩子，也可以认识马来音乐的节奏；学习西方音乐的学生，也可以接触印度音乐的旋律体系；学习舞蹈、戏剧和视觉艺术的年轻人，同样应该认识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其他文化。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求每个人掌握所有传统，而是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心中就种下一颗对其他文化好奇、欣赏与尊重的种子。这颗种子，将来可能长成非常不一样的新加坡艺术。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创造条件，让不同背景的艺术家长期合作。真正的跨文化创作，不能每逢一个项目才把几位不同族群的艺术家临时集合起来。更理想的状态，是让他们有时间一起研究、实验、讨论，甚至一起失败。最有生命力的艺术，往往就诞生在这种不断碰撞的过程。
我甚至期待，有一天新加坡能够成立一所“多元文化表演艺术研究所”。它不一定只是一栋建筑，而可以是一个汇聚艺术大学、国家艺术团体、艺术家、学者和年轻创作者的平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历史、民族学、科技与跨媒体创作者都可以在这里相遇。深入钻研，才能开拓创新；不断创新，传统才能继续活下去。
艺术大学、艺术团体与艺术家，也应该共同建立属于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知识体系。我们需要的不只是更多作品，也需要更多论文、出版、乐谱、录音、影像、口述历史与数码档案。国家艺术团体更可以率先推动，把具有新加坡多元文化特色的作品，逐渐发展成为每个艺术季的必演、必呈献系列。好的作品不能首演之后就进入仓库。当这些作品逐渐成熟之后，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
我期待新加坡未来能够集合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学、出版、电影、展览与论坛，重新打造一个完整的国家文化品牌“新加坡季—Singapore Season”，让它走到东南亚、亚洲、欧洲、美国，甚至更多国际城市。
《联合早报》最近在上海、北京举办新加坡文化节，就是很好的例子和启发。文化走出去，不一定只是一支乐团的一场音乐会，也不只是一次巡演，而可以是整个新加坡文化生态的集体亮相。想象一个“新加坡季”：白天有新加坡艺术展、文学对谈和学术论坛；晚上有华乐、交响乐、戏剧和舞蹈；艺术家与当地创作者共同创作，学者讨论新加坡经验，出版物、电影、美食、设计甚至科技艺术同时出现。这时候，世界看到的新加坡，就不只是一座经济城市，而是一个有故事、有记忆、有思想，也有文化创造力的国家。这也是文化外交最自然的力量。
下一阶段，我们可以做的，是从“多元共存”走向“多元共创”，从“文化展示”走向“文化创造”，从“一次性的项目”走向“长期的研究与传承”。基金可以播种，教育可以育苗，研究可以扎根，艺术家负责开花，国家艺术团体让作品不断结果，而“新加坡季”则把我们的文化果实带到世界。
这条路不会一蹴而就，但文化建设本来就是一代接一代的工程。我们今天愿意多走一步，也许10年、20年以后，新加坡就会拥有一批真正属于自己的多元文化经典。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须要再刻意告诉世界新加坡是一个多元文化国家，因为世界会从我们的音乐中听见，从我们的舞台上看见，从我们的作品中读懂。多元文化，不只是我们拥有的特色，它就是新加坡的基因。
作者是新加坡华乐团行政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