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一说源自古希腊著名将军，也是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观点。他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详实记录雅典与斯巴达争霸战争闻名。“修昔底德陷阱”一说就出自该书。
他在书中认为，正是由于古雅典的迅速崛起，撼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老牌陆地强权斯巴达。恐惧迫使斯巴达人做出反应。威胁和反威胁催生竞争，接着是对抗，最终酿成冲突。在长达30年的战争之后，双方都被毁灭。
他的论述给人一种印象：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战争变得不可避免，即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这一论述启发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艾利森对近现代史予以检视，发现在过去500年中，相似场景居然发生16次之多。最为要紧的是，其中12次是以战争收场。基于这一研究成果，他于2012年至2013年在《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正式提出“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立刻为许多西方学者所接受，并视为国际关系中不可避免的铁律。
问题来了。修昔底德陷阱真是一种宿命吗？如果让艾利森自己来回答，他的答案一定是否定的。艾利森提出这个概念，初衷是为了识别并进而避免冲突。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并非不可避免，两国须要保持克制、理性的态度，并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来规避战略误判。对于他这一判断，我是深为认同的。毕竟，16次类似场景中，仍有四次是例外。事实上，被艾利森忽视的还有欧盟这个例外。
欧洲大陆曾是修昔底德陷阱最惨烈的上演场地。几十个欧洲国家，在地理上的联系如此紧密，换来的不是历史上的和平稳定，而是烽火连绵千多年。尤其是到了20世纪前半叶，欧洲人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式，将这种对抗和冲突推到极点。根由就在于崛起的德国与守成的英国和法国，双方深陷修昔底德陷阱里，彼此都坚信武力才是解决结构性矛盾的唯一途径。
然而，二战的废墟带来彻底的反思。当时的欧洲领袖意识到，必须设计一种能够从根本上改写博弈规则的机制。智慧核心在于：首先，从具体领域实现“利益捆绑”。欧盟模式之父、时任法国外长的罗伯特·舒曼提出的计划，没有空谈和平而是精准抓住战争工业的命脉——煤和钢。通过将这两项战略资源的生产，置于一个共同的高级联营机构之下，法德任何一方的军事动员都将立刻损害自身的核心经济利益。这使战争从“代价高昂”变成“制度上不可为”。
其次，用主权共享替代主权争霸：法德两国，特别是作为战胜国的法国，展现出惊人的政治远见。它意识到，在核时代，通过征服来获取绝对主权已不可能，唯有通过共享主权，才能在更高层面上实现国家的安全与繁荣。这正是对修昔底德陷阱最深刻的超越——不追求压倒对方，而是选择共同提升。
欧洲煤钢共同体，这个看似只关乎经济的制度设计，却成了欧洲和平的链接锁。它成功地将法德这两个世仇，牢牢锁在共同利益的战车上，实现70多年的和平。
这一模式给人类提供不可磨灭的贡献和智慧，形塑一个可供人们借镜的样本：它告诉世人，“消灭”潜在敌人，最好的办法不是传统那种对抗，而是各方在一个共同体的认知下，求同存异的联合。
反观今日的中美关系，艾利森所描述的结构性压力无处不在：首先表现为战略猜疑。美国视中国的崛起为对现有秩序的挑战，中国则认为美国意在遏制其复兴；其次表现为安全困境。从台海到南中国海，从网络空间到外太空，一方的防御性举措总被另一方解读为进攻性威胁；经济脱钩、科技战、贸易战、供应链去风险化，正是守成国与崛起国经济分离的典型征兆。
历史的脚本似乎正在走向一个悲剧性的高潮。然而，欧盟的成功经验向我们发出叩问：我们是否被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性、宿命论蒙蔽双眼，而忘记人类同样拥有通过制度创新来打破宿命的智慧？
2021年5月25日，我就在发表于《联合早报·言论》的一篇文章里，大声疾呼“为何不学学欧盟？”在我看来，“欧盟模式对全球，尤其是中美的未来走向，无疑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当然，这种呼吁充其量只是书生式的理想主义畅想。但今年10月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一条推文，又仿佛让人看到理想落地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央视新闻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釜山同特朗普举行会晤。在这之前，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写道：“G2即将召开！”说实在的，如果真能像法德主导欧洲的欧盟模式那样，世界由美中主导开启一种“全球性欧盟模式”，也不失为一种理想的国际治理形态。
理想的G2模式是欧盟模式
欧盟的成功经验为我们提供一个关键启示：曾经的死敌尚且可通过精巧的制度设计，转化为稳定的基石。何况今日的中美关系远未恶化到这种程度。
一个理想中的G2模式，并非某些人所担心的“中美共管世界”，而是一种类似法德主导，其他欧洲国家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欧盟模式，是针对全球性挑战的协调共治机制。核心价值在于：首先是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公共卫生、宏观经济稳定等领域，若中美能像法德那样实现政策协同，治理效率将远超当前碎片化的多边体系。
其次是构建全球经济双引擎。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中美在G20框架下的协同行动，已短暂展现G2的维稳能力。若能制度化，将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稳定的预期。
其三是设立大国冲突防火墙。通过在经贸、科技、军事等领域建立常设性联营机构和对话机制，可为潜在冲突安装“安全阀”，避免竞争滑向对抗。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将欧盟模式简单复刻到中美关系上，面临着巨大挑战。
首先，主权让渡的尺度截然不同。欧盟是主权国家自愿组成的区域性联盟，中美是两个拥有完全主权的全球性大国。在可预见的未来，让两国将关键领域的主导权交由超国家机构管辖，缺乏政治基础。
其次，价值观与制度存在深刻分歧。法德同属西方文明体系，制度同质性强；中美代表着不同的文明传统、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这种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调和。
其三，国际格局的复杂性远超当年欧洲。当今世界是多极化的，若形成排他性的“中美G2”，势必引发欧盟、俄罗斯、印度等力量的警惕与反弹，可能导致世界陷入新的阵营对立。所以，法德主导，其他欧洲国家共同参与、共同治理的欧盟模式，就显得尤其必要。
当然，尽管困难重重，但并非无能为力。欧盟经验告诉我们：一体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婚礼，而是逐步深入的恋爱。关键在于找到那个类似“煤钢共同体”的起点。首先，应该选择关键领域先行试点。不必一开始就追求全面G2，可优先选择人工智能治理、绿色科技标准、全球公共卫生等中美既有共同利益，又有全球需求的领域，建立专门的由中美主导，全球参与，共同治理的“联营委员会”。
其次，应该建立常设性对话机制，将现有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升级为更制度化、更高层级的协调架构，确保沟通渠道在任何情况下都畅通无阻。
其三是培育命运共同体认知，通过联合科研、学者交流、青年互访等方式，逐步构建两国社会的相互理解，为未来的深度合作奠定民意基础。
欧盟模式留给世界的最大遗产，并非具体的制度形式，而是化干戈为玉帛的政治智慧——即使存在深刻的历史积怨和现实分歧，只要找到共同的战略利益，并设计出精巧的制度框架，就能走出囚徒困境。
对于中美而言，G2应是类似煤钢共同体那样，一种基于现实利益与危机驱动的务实合伙关系。两国在保持各自独立与特色的前提下，就影响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议题进行深度协调与合作。
特朗普的“G2”或许只是一句口号，但它提醒我们：当世界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时，欧盟模式的智慧依然闪耀着不灭的光芒。问题不在于G2是否是一个完美方案，而在于人类是否有足够的远见与勇气，去探索一条超越对抗的新路。这正如我于2023年6月3日在《联合早报·言论》一篇文章中呼吁的那样：“当今世界可能更需要理想主义者舒曼，而非实用主义者基辛格。”
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财经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