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生育率持续走低，政府多年来倾注大量资源推行鼓励生育政策，从产假、育儿津贴、税务优惠到组屋优先配售，试图在急速老龄化的社会结构中，重新巩固成家立业的传统核心价值——并依然将“已婚夫妻与子女”视为最典型，也最受体制保障的家庭形态。
然而，政策的积极作为与生育率的低迷之间，始终存在一道难以忽视的落差。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或许，我们正在面对的，是国家政策的“传统理想”与“社会现实形态”之间的结构性落差。
现有不少政策的底层逻辑，建立在传统的核心家庭假设之上。在这个叙事中，理想的公民生命轨迹有着清晰且标准化的轨道：毕业、工作、申请组屋、结婚、生育，然后成为社会稳定与人口永续的基本单元。这套自上而下推动的社会工程模式曾经极其有效，但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却未必适用于所有人。
今天，有人选择单身，有人同居而不结婚，有人离婚后独自养育孩子，也有人组成同性家庭等。这些新形态的家庭、个体以及生活方式正在默默增加，并已成为社会劳动力与建设的中坚分子之一。我们未必全盘认同每一种生活方式，却不能假装这些现实不存在。在高度讲求凝聚力的社会氛围中，长久以来，公共场域对非典型生活方式的隐形道德审视，让许多身处其中的人即便感到制度的不贴合，也往往只能选择隐忍与妥协。
当家庭形态已经改变，制度与社会观念是否跟得上？住房就是一个显著例子。近年来逐步扩大单身者的购房选择，是值得肯定的进步；但单身公民若要申购新组屋，目前仍面临35岁的年龄门槛与房型限制。这固然有优先保障传统家庭的政策考量，却也让人反思：一个人的居住需求，为何要与婚姻状态如此紧密绑定？
现实中，许多未满35岁的年轻单身者，为了追求独立生活而搬离原生家庭，不得不承担高昂的租房开销。倘若制度能适度放宽，让他们更早拥有属于自己的居住空间，不仅能帮助他们尽早完成资产积累，也能让他们更有余裕地规划人生，继续为社会创造价值。
类似的隐性压力也延伸至职场与日常生活。有孩子的员工须要照顾家庭而获得弹性安排，这完全合理。但单身员工却常被默认为“没有家庭负担”，无形中承担更多加班、让渡假期或代班的责任。
单身并不等于没有家庭，有人照顾高龄父母，有人陪伴生病的亲人，也有人有伴侣只是未登记婚姻。这些责任因为没有被归类为育儿，便较少在制度上被看见。当一个人同样身负纳税人与合法公民的身份，却因生活形态不符合“理想家庭模型”，而在资源分配与社会尊重上感受不到公平，失落感自然油然而生。
低生育率未必意味着年轻一代否定家庭价值。相反，很多时候他们恰恰是因为认真看待家庭，才不愿轻易进入婚育状况。他们看见住房成本、教育压力与职场竞争，也看见传统家庭模式与现实生活之间越来越大的距离。
我们当然可以继续鼓励结婚生育，也应给予愿意成为父母的人更多支持。但与其仅仅告诉年轻一代成家对国家有多重要，不如让他们相信，建立家庭是一种能够获得真正支持的选择。对于那些没有结婚、生育，或选择不同生活形态的人，体制也应当给予足够的尊严与空间。
真正的包容社会不是要求所有人都走上同一条人生道路，而是让不同人生选择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鼓励生育，推动国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更须要审视“非典型家庭”公民的真实需求，给予同等尊重与对待，而非让隐形歧视与道德审判继续成为制度死角。倘若政策忽视其他生活形态的真实阵痛，这些现实困境恐怕只会被年轻一代视为负面借鉴，形成恶性循环，反而让他们更坚定走向“不生”的立场。
作者是出版社社长与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