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9届新加坡作家节这两周正如火如荼地在狮城举行。然而,在这个远处有战火,近处有烟霾,处处有纷扰,无时不躁动的时代,还有多少人愿意静下心来阅读文学作品?文学到底还有什么作用?甚至,除了作家节的热闹,作家还有什么地位?
这当然不算什么新鲜的大哉问,但在今天问起来或许格外及时,也特别有分量。在一个越来越借助科技书写的年代,在一个我们自己也越来越难读完一整页纸的日子里,读文学、写文学的人究竟还瞎忙什么?
要回答这问题,我过去大概会先提出庄子的“无用之用”来替文学辩护:“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意思就是山里的树木因自身成材方招来砍伐,灯油和火把因能燃烧照明才把自己煎熬耗尽;桂树因树皮或果实可以食用,所以被人砍伐;漆树因树汁可做生漆,所以被人割开取汁。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处,却没有人明白“无用”的用处。因此,文学无用,方有其大用。
可是,如今我再看这个说法却觉得太一厢情愿,也难以服众了。“无用”很容易转变成只是一个不必回答的借口。我倒是想把文学之“用”说得具体些——文学至少能做、得做三件事:一,让人看见平常看不见的东西;二,让人记住并承受难以承受的事;三,让人学会精准地想和说。这三件事都不会自动发生,都需要“认真”——有人认真写,有人认真读,还要有人认真推动。
看见“显而未见”的
本届作家节的主题是“Hidden in Plain Sight”,中文是一个漂亮的翻译——“显而未见”,意思即事物摆在眼前,我们却没有看见。即将卸任的作家节总监诗人杨树宏在开幕礼上说,文学能帮助人们更敏锐地感知自我与周遭,也让人在看似平常的事物之外,重新发现意义。我以为,这种以“心眼”见人所未见,就是文学的第一大用。
今年作家节新增的“犯罪与悬疑”专题,也可说是个另类的“显而未见”的例子。在错综迷离的表象底下的犯罪,就是社会规律和正常运转中的突然破格,刻意让读者见到过去被所谓“正常化/常态化”所遮掩的狰狞与黑暗。作家和读者通过“安全”的文字书写和阅读,一步步把罪案解开,最后恢复秩序。我以为大家读犯罪悬疑,除了是对真相和秩序的期待,更是挑战读者对表层的“看”与深层的“见”之间的自我猜测与拉扯,最后达至一种真相大白,纵观全局的通透。与会的中国作家双雪涛最是能够把犯罪、悬疑融入其名作,包括《平原上的摩西》和《猎人》。在东北的极端气候中,暴力与日常相互反衬,不安定的生活与游移的道德感被模糊也被放大,明晃晃地显现在读者眼前。
还有,我也终于见到30年前年少时代的广播偶像——台湾作家兼广播人马世芳。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我始终在深夜的广播电台里头只闻其声,未见其貌,却被他百分百的文青文字引领建构一整个鲍勃·迪伦(Bob Dylan)的传奇宇宙。这次听他跨海与新加坡的小寒和陈玉能一起解读新加坡和台湾两地的流行乐坛,其实谈的是不一定那么被见到或意识到的集体记忆和世代认同——包括我们自己听了这么些年的流行歌曲,而不知它已经成为我们不可分割的部分。
记住,并且反抗
文学之用还有替说不出口的事情找到位置。日本作家兼电影人伊藤诗织(Shiori Ito)是本年的主讲嘉宾之一。一开场就公开讲述自己遭遇性侵的经历及后续的司法与社会抗争过程,她于2017年出版回忆录《黑箱》,书名即影射那套不透明的司法体系——性侵幸存者在其中苦苦寻求答案与问责却求告无门。后来,她又将自己争取正义的历程拍成日英双语纪录片《黑箱日记》。此时的文学,立体成追讨真相和伸张正义的利器,观片者无不动容落泪。
与她对谈的是印度尼西亚人权活动人士卡玛拉·钱德拉基拉纳(Kamala Chandrakirana),曾突破重重困难记录1998年5月印尼骚乱期间发生的性暴力事件。她提出:“我们聚在一起,把创伤写下来,证明所发生的一切是真实的,不只是一场噩梦——这是女性走向疗愈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后来,她的文字记录促成印尼国家反暴力侵害妇女委员会的成立,至今仍与否定性暴力与不公的官员持续对抗。
刚出版小说《欢乐岛》的张曦娜,与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得主王占黑、凭《裸山》获台湾金鼎奖的香港作家韩丽珠同台,谈如何在虚构的世界里,安放现实中无法言说的痛楚。三地三位女性作家不隶属组织,不渲染政治,从日常与细节刻画人性,各自精彩地记住历史洪流中不同地域小人物的历史创伤与疗愈。
文字记忆也附着在地方上,形成所谓的文学地理学。作家节今年安排云南园的走读,参加者必须先阅读《云南园的前世今生:重述南大故事》,再按图索骥走进云南园——那个重叠着南洋大学、南洋理工学院和南洋理工大学多重记忆的老地方,寻觅老牌坊、老建筑和老风景。除了已经印成铅字的云南园文字,主办方也邀请参加者沿途创作,新旧文字交织,一座校园、一所大学,更应该被记住。
人工智能时代,最易被忽略的反而是语言。我在这个专栏里曾经说过,当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语言,真正说清一个学科里所有的名词和概念,才算真正理解了这门学科。用自己的话,而不是轻易向人工智能“拿来”的说法。要练就这套功夫,文学是不二法门:一首诗、一段小说,一个字换了,意思就变了。文学,有迫使作者和读者都慢下来迁就它的魔力。
翻译的精准度当然更是重要。今年的“新加坡作家节致敬单元”以文学翻译为主题,追溯新加坡文学从18世纪至今如何跨越语言流传。许多的节目也增加华文、马来文和淡米尔文的内容翻译和现场口译。更有趣的是作家节还推出电话亭互动项目,邀请公众在多个公共场所拿起电话听筒,用英文、华文、马来文或淡米尔文录下自己翻译的新加坡国庆歌曲歌词等。把话说准、译准,都是通过读写文学慢慢养成的书写与思维的习惯。
最后,再谈一谈作家的地位。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教育部第二部长梁振伟在开幕式上透露,文化通行证从今年3月起可以用来购买本地文学作品,累计已经有超过23万8000本书这样售出。本月初的本土文学书展“狮城书街”,卖出1万5000多本,当中过半使用文化通行证。杨树宏也说,过去两届作家节都创下参与纪录,通行证售罄,各个场馆挤满读者。我们亲眼看到读者排长龙等候作家签书,说明文学和作家在这个社会里还有位置。这些是好消息。不过,一年365天,作家节只有10天,扪心自问我们有阅读的算得上几天?2025年报章报道,新加坡35岁以上成人的读写能力,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意味着大多数国人在毕业后就不读写了。于是乎,作家节再热闹,也只有10天。
回到开头的问题,文学还有什么用?它让我们看见被忽略的人事,让我们记住并反抗不公,也让我们在机器很会说话的时候,仍然知道怎样把话说准。作家还有什么地位?作家的地位不是奖项和头衔,而是有人阅读。作家节像个磁铁,把读者聚在一起,但文学阅读与写作是否持续,还要看接下来漫长而寂寞的355天。
作者从事语文教育和本地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