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多星期，香港报业接连传出两则消息。
首先是《文汇报》旗下的免费报章《香港仔》，在10月30日出版最后一期实体报纸，结束八年多的纸本出版历史，全面转型为网络媒体。紧接着在11月1日，《明报》《香港经济日报》和《信报》相继宣布加价，每份均加3港元。这也是三报在短短两年内再度调高售价，累计加幅高达五成。
一边是免费报纸黯然告别纸本市场，另一边是收费报纸无奈提高售价，两个看似截然不同的经营决定，背后恰好折射出香港传统报业的经营越来越困难。
有趣的是，我在香港网络上粗略浏览了一下，发现不少人对《香港仔》转型似乎一无所知，对三大报加价也没有太大反应。有网民坦言，过去几年已经很少买报纸，这次加价对他们毫无影响。看来如今香港报纸最尴尬的，不是加价后被读者骂得狗血淋头，而是连加价也没有多少人留意。
曾几何时，香港是亚洲首屈一指的新闻资讯中心，媒体行业热闹非凡，近年却不断萎缩。如今港人对报纸转型和加价反应冷淡，令人不禁再次担忧：昔日风光无限的香港传媒，未来还有没有出路？
2019年香港爆发史无前例的反修例风波，政局混乱。直到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社会秩序才逐步恢复稳定。港府多次强调依法保障新闻自由，正常新闻采访不会受到国安法影响。不过，部分国际新闻组织却持不同看法，认为法律风险使香港新闻机构在处理敏感议题时更加谨慎。
客观而言，目前香港新闻业的生态确实已与10年前大不相同。随着《苹果日报》和“立场新闻”等民主派媒体先后停办，部分新闻工作者转往海外，留港媒体过去几年也纷纷调整编采方向。各大港媒的新闻报道一旦愈来愈同质化，无疑会降低读者购买报纸的欲望。
但近年港媒面临的最沉重生存压力，其实是来自社会和经济领域。记得十多二十年前在香港乘搭地铁，车厢内经常看到乘客低头读报。如今走进地铁车厢，低头族依然随处可见，只是大家手上拿着的不再是报纸，而是智能手机。有人看短片，有人玩游戏，有人浏览社交媒体，读报的人少之又少。
与此同时，香港报业过去主要依靠广告和发行收入维持营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地产、零售和招聘广告需求尤其旺盛，一份畅销报纸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
可惜随着互联网普及，近十多年香港报章的广告市场已逐渐被谷歌、脸书等网络与社交平台分走。但报馆仍须支付记者薪金、办公室租金及印刷等开支。香港三家中文报今年再次加价，正是希望透过提高每份报纸的收入，纾缓沉重的财政压力。
问题是，当前香港经济环境一般，报纸提高售价，部分读者可能索性改看免费新闻，令销量进一步下跌，广告收入又可能随之降低，形成“收入下降、被迫加价、读者流失”的恶性循环。
在企业管理学中，许多投资者喜欢采用PEST分析框架，即从政治（Political）、经济（Economic）、社会（Social）和科技（Technological）四个层面，评估一个行业有无前景、是否值得投入。从PEST的分析角度来看，香港传媒行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板块皆面临重大的挑战，未来是继续收缩，还是能够迎来第二春，恐怕就要看最后一个领域——科技因素。
近年人工智能迅速崛起，正在全球掀起另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早前获邀到香港恒生大学一个研讨会就AI和媒体的关系分享看法，事前特地访问了十多家港媒的同行，结果发现AI在香港新闻业已相当普及。过去需要记者和编辑忙上数小时的工作，部分程序现在只需几分钟便能完成。对报馆而言，人工智能无疑是一位不知疲倦、毋须放假的超级“好员工”。
但不少受访的同行也普遍担心，AI为传统媒体带来的新威胁。例如所有媒体都依靠AI整理公开资讯的话，新闻内容只会更加雷同，失去原有特色。还有，既然AI搜寻及聊天机器人能够直接回答用户问题，读者未必再需要点击新闻网站，这会进一步削弱传媒的流量和广告收入。换言之，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香港新闻业未来的发展走向，很大程度上要视乎媒体能否善用AI。
无论如何， 正如电灯当年取代了蜡烛的日常照明功能，蜡烛却没有从人类生活中消失，反而转型为生日蜡烛、香氛蜡烛和各式精致装饰品，找到新的市场。香港媒体的同仁对行业前景不用太过悲观。
人工智能再神通广大，始终无法完全取代记者亲身采访、建立消息来源，以及追查新闻真相的能力。尤其是涉及公共利益的独家调查、深入人物访问，仍然需要专业新闻工作者的判断。香港传媒只要能够找到自己的独特定位，仍然有机会闯出一片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