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引发的浓烟笼罩新加坡，时任总统苏哈多为此向新方致歉。近30年过去了，烟霾再度袭来，随之重现的还有一个政治老毛病：不去直面国内的治理失灵，反而把责任推给外人。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对邻国的批评大为光火，将有关烟霾的抱怨视为对印尼的侮辱。然而，当本国森林持续燃烧，民众呼吸着污浊的空气，邻国也因此遭受池鱼之殃时，印尼究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自林火燃起以来，烟霾已导致成千上万名印尼民众因疑似急性呼吸道感染前往诊所和医院就医；受灾省份的学校也因户外空气不再安全而关闭或被迫停课。然而，对于感染病例、烟霾相关住院人数、停课学校数量以及死亡人数，目前尚无任何一份经独立核实的全国统一统计数据对外公布。因此，凡是未注明数据源自卫生部、各省卫生厅或其他可核实渠道，却给出精确全国数字的说法，都应谨慎对待。
据环境监测机构努山塔拉地图集（Nusantara Atlas）估算，截至9月底，烧毁面积已近192万公顷。干旱气候虽加剧火势，但清理土地、泥炭地退化以及执法不力，长期以来都是这场灾难反复上演的推手。在这背后，是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在牟取暴利，而普通民众却在为此付出代价。
印尼领导人非但没有直面这些利益集团，反而似乎更乐于诉诸民族自豪感。新加坡依据《跨境烟霾污染法令》向涉事企业追责的举措，被描绘成对印尼主权的冒犯。但事实上，新加坡保护本国公民免受跨境污染侵害，是正当的职责所在。
印尼可以质疑新加坡的行动，要求提供证据并坚持遵循正当程序。但它不能无理地要求邻国在印尼林火毒害空气时保持沉默。
这并非印尼首次利用民族自豪感来转移公众对国内治理失灵的视线。
同样的冲动也体现在普拉博沃试图通过印尼达南塔拉资源公司（PT Danantara Sumberdaya Indonesia，简称DSI），收紧国家对自然资源出口的控制上。今年5月，普拉博沃宣布计划将煤炭、棕榈油和铁合金的出口统一收归DSI管理，理由是低报发票金额、转让定价及其他贸易违规行为，导致印尼蒙受巨额损失。他声称印尼在34年间潜在损失高达9080亿美元，但这一数字应被视为一种单方面说法，而非经独立核实的估算。
潜在的问题确实存在。贸易发票造假会剥夺印尼的税收和外汇收入。根据政府数据，首批纳入该政策的三种大宗商品，在2025年创造约661.3亿美元的出口额。雅加达方面表示，新安排将确保这些财富能更多地惠及印尼。
但这里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印尼的自然资源一旦进入全球市场，究竟是谁攫取其中的利润？
国际贸易绝非仅限于生产环节。融资、保险、航运、大宗商品交易及其他金融服务都能产生可观的利润。新加坡已成为开展这些业务的主要区域枢纽，将生产商与全球市场及资本连接起来。
因此，成立DSI可被视为印尼试图夺回部分价值之举——印尼认为这些价值已流失到离岸中间商和金融架构手中。但这只是对该政策潜在影响的一种解读，并不能证明新加坡蓄意剥夺印尼的应得收益。
新加坡作为贸易和金融枢纽的地位，建立在专业人才、基础设施、资本和制度公信力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之上。印尼不可能仅靠指示出口业务流向一家国有实体，就复制出这一切。
况且，集中管控并不会自动消除腐败。一个旨在防止低报发票金额的中央把关机构，自身就可能变成垄断者，从而衍生出滥用职权的新温床。如果缺乏透明度、独立监督和可预期的规则，DSI可能只是用一批新的特权中间商取代原有的一批。
印尼政府表示，DSI将负责监管和促进出口，而非直接接管大宗商品交易。它能否在不造成新市场扭曲的情况下兑现这一承诺，仍有待观察。
同样的紧张局势也出现在能源政策领域。10月24日，印尼将输往新加坡的管道天然气出口量，每日削减3100万标准立方英尺，转而优先供应国内电力需求。政府确实有保障本国民众能源供应的正当义务，监管机构也以国内供应可靠性为由解释这一决定。
但此次削减正值印尼针对所谓“不尊重印尼”的国家发表日益强硬的言论之际。尽管官员并未将削减天然气的决定与烟霾争端明确挂钩，但这一时机难免引发外界质疑：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是否正沦为释放政治信号的又一工具？
印尼完全有权优先考虑国内能源需求。然而，这项权利并不能抹杀合同义务，也不能成为政策变幻莫测的借口。一个自信的政府会解释自身面临的限制，建立透明的规则并通过谈判做出调整，而不是把每一次分歧都变成对国家尊严的考验。
上述案例暴露出一个共同的矛盾：印尼领导人口口声声谈论主权、国家尊严和对自然资源的控制，但更深层次的问题依然是执法不力、制度能力不足，以及强大商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影响力。
亚细安经不起成员国将共同面临的问题演变成民族主义对抗。跨境烟霾、能源安全和大宗商品市场都需要各方合作。在即将于马尼拉举行的亚细安峰会上，普拉博沃应当展现出印尼有能力捍卫自身利益，而无需利用区域外交来掩饰国内的失策。
新加坡并非完美无缺，也不是毫无私心。必要时，印尼应当审视新加坡的商业和战略利益。但与此同时，印尼也应借鉴使新加坡成为区域枢纽的制度优势。
在苏哈多道歉近30年后，烟霾卷土重来，归咎外人的冲动也随之重现。
印尼面临的挑战不是去证明自己比新加坡更强大，而是要证明一个拥有非凡资源的国家，能够实现有效的自我治理、保护本国公民，并在经济创造的价值中获取公平的份额。
新加坡并非造成印尼国内机能失调的根源；对于那些不愿直面国内问题的领导人而言，它只是一只顺手的替罪羊。
作者Abdul Khalik是印尼独立媒体与公共讨论平台Omong-Omong Media总编辑，原载11月3日《雅加达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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