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开会两个小时，今天开会依然是两个小时，总之开会的内容就是（校长）对老师劈头盖脸一顿骂。成绩不好，你就是‘千古罪人’。”
中国湖南某乡镇中学教师简妮（化名）本周向澎湃新闻披露乡镇教师的任教现况，日常中面临“连坐”式问责。校方每周不仅会插入三次固定会议，还有各种临时会议，通过公开检讨传导压力，不断践踏教师尊严。
中国乡镇教师的困境本周再次受到舆论瞩目，事缘四川凉山雷波县数十名教师在8月26日召开的秋季教育行政会议上，因所带领班级期末考平均得分较低被安排上台公开羞辱，但官方过了一个半月才在本周公布调查结果。
网传照片显示，20多名身着白衬衫、黑西裤的教师分批次被请上主席台合影，身后大屏幕分别打出“雷波县2025-2026学年初中期末考试平均成绩15分以下教师合影”，以及小学版同款字样（成绩为“30分以下”）。两张图片正中均以蓝底白字醒目标注“耻辱”二字，台下坐满参会人员。
照片在网络曝光后引起哗然，舆论一面倒声援受辱教师，批评此举荒谬至极。不少网民表示愤怒质疑称：“这不是职业霸凌吗？”，并指校方“保护学生人格，侮辱老师人格”“管理者或许以为这是在施压激励，实则是在制造针对”。
作为当天台上其中一名老师亲人的杨鼎（化名）本周透露，当天会议结束后，该名老师回到家灌了不少酒，他一贯只在过年时才喝酒。杨鼎知道他这是“气狠了”，为他不平。
从业10多年的一线女教师贺丰（化名）透露，有一名在台上的物理老师同时教了几个班，其他班的成绩都不错，只有一个班平均分没上15分。
贺丰透露，这样的会议近两年才出现，她只参加过一次。她忆述会前没有通知开会内容，只有做表态发言的老师会提前准备发言稿。学年统考中小学班级平均成绩低于30分、初中班级平均成绩低于15分的，老师得在教体局会议室表态发言，要求不能找客观原因，只能找个人原因。
涉事县长仅被调职
事发两天后，《潇湘晨报》8月28日引述凉山州教体局证实，网传照片经核查属实。雷波县政府当晚公开致歉，宣布成立专项工作组全面调查，将依据结果严肃处理。
事发一个半月后，四川凉山州星期五（10月16日）通报调查和处分结果，证实两天前雷波县教育和体育局一名李姓局长被调离岗位的消息，指他被政务警告并调离教育系统。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即县长）则被中共党内警告并调离岗位；县委分管负责人被诫勉处理。
凉山通报介绍，雷波县为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每学期召开一次教育行政会，8月26日的秋季会议由县政府主要负责人、县委分管负责人、县教育体育局局长、各学校校长、幼儿园园长等参会。
因会前安排有教学成果现场观摩环节，首次将期末考试平均分数较低的科任教师纳入参会范围。会议议程结束后，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临时提议，其本人、相关参会的领导干部、低分科任教师及所在学校校长一起上台合影。
这一环节中，相关县领导片面理解“知耻而后勇”，安排将“耻辱”二字设为合影背景。这一错误做法严重伤害教师职业尊严。
不过，官方未在通报中公布县长姓名也引起网民议论。公开资料显示，这名被处分的县长是来自凉山会理县的郑洪波。这名本土干部今年48岁，已在凉山工作25年，2024底出任雷波县县长至此次调离。
中国教育学者熊丙奇10月15日撰文指出，调离岗位严格来说并不属于降级、免职、撤职等行政处分的范畴，甚至有可能调整到其他重要岗位，仅以调离作为这起事件的处理结论，处理力度不够严肃。
上台念检讨教师：“耻辱感”至今难以释怀
四川凉山地区长期受限于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及语言隔阂，教育资源与基础相对落后。尽管当地政府近年已大力投入扶贫资源，入学率与硬体设施也有改善，但基层教育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依然严峻。
雷波县官网介绍，该县位于四川西南边缘、凉山彝族自治州东部，人口30万，其中以彝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占61%。2021年，该县被确定为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有网民指出，雷波县山高坡陡谷深、悬崖峭壁路险，有很多留守儿童，不少隔代教养的爷爷奶奶只会讲方言且不识字，孩子也从小使用彝族母语，入学之后才开始系统学习汉语，老师们教学也特别困难。“山区老师本来就扛着最难的生源和最苦的条件，成绩不好该给支持、给培训，而不是把他们的尊严踩在地上。”
此次事件还引发多地教师在网上透露相似经历，表明雷波县的极端事件并非孤例。
曾在西部地区一所民族村小任教的教师陈萍（化名），由于学校师资不足，她当时一周要上多达20节课。然而，比繁重教学任务更让她承压的是“质量分析会”。
她忆述，学校每次考试后都会开一次质量分析会，将每名老师的名字、所带班级、各科成绩、最高分和最低分等做成图表，在PPT上展示逐一分析，最后按年级、科目排名，排名倒数的老师要依次上台检讨反思。
“就像雷波县的老师们一样，排名倒数的老师们站在少说也有两三百人面前念自己写的反思检讨。”有一名男老师当时念着念着就哭了起来。
曾上台念过两次检讨的陈萍坦言，至今仍有难以释怀的“耻辱感”，仿佛自己所有的努力，因为一次成绩倒数就成了泡沫。她说，老师们自己有压力，也会给学生压力，自己和学生都不开心，“一个不快乐的老师，怎么教出快乐的学生呢？”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雷望红长期在中国多地开展县域高中田野调研。她认为，过度排名和“连坐”式问责的考核制度会伤及教师自尊。教学成果的好坏，既与教师有关，也与学生的自觉性以及教育生态有关，“板子不能只打到老师身上”。类似做法还可能引发教师“集体卸责”，因为总会有人上台检讨，大家就一起“出丑”好了。
《新京报》10月15日发表署名“萍水”的学者评论指出，雷波县一幕是极端的显影，但“以分数论英雄”的倾向，在中国不少地方都以程度不同的方式存在着。文章强调：“师道尊严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一个地方怎样对待自己的教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能培养出怎样的孩子。”
雷波县“耻辱合影”事件揭示中国部分偏远地区基层教育治理中简单粗暴、功利化问责的现实。要彻底改善问题，长远不仅需要加大教育基础投入，健全教师权益保障与科学评价机制，还需巩固扶贫成果，进一步推动乡村振兴，改善整体社会家庭各方面条件。
不过，在解决资源匮乏问题之前，当务之急是稳定坚守在第一线的乡镇教师信心，提振教育团队势气，尊重只是最基本的条件，以确保乡镇教育希望火苗的存续。官方未重罚傲慢的县长，仅警告调职有高举轻放之嫌，并未利用事件真正产生以儆效尤的效果。
由此可见，当地对侮辱教师尊严问题的重视程度仍不够，对利用公权力进行公开羞辱这种做法也未彻底反省，因此难以期望问题在短期内能被杜绝，这类事件未来恐怕还将重演。
